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四五○年)发动的北伐以惨败告终。不过有趣的是，这场北伐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口水大战”，而刘宋王朝在战场丢失的颜面，则貌似在口水仗中意外地得到挽回。这年夏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获悉宋将北伐后，修书一封，对宋文帝说：听说你要御驾亲征，要打到中山(今河北定州)和桑干川(今朔州地区)，想来就来吧，我就不接也不送了。要是嫌那里房子不好，可来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都城)住住;我呢，就去扬州你的老窝，咱俩换个地儿。路途遥远，送你猎马十二匹，可补你马力不足，再送毛毡、草药若干，若你水土不服，可用来治病。信中满是调侃、轻蔑口脗，显见西征北讨、所向披靡的拓跋焘根本没将刘宋王朝放在心上;而韬光养晦二十多年、一心要光复中原的宋文帝看了，既不气恼，也不答复，而是一笑置之，也足见他对这次北伐有着必胜的信心。
双方初次口水战，表面上看拓跋焘的气焰要嚣张一些，实际上宋文帝不予理睬则显得更胜一筹。不过真的一开打，谁是骡子谁是马立刻就见了分晓：一开始，北魏军队大踏步后撤，刘宋大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中原大部;到了冬季，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展开全面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彭城(今徐州)。彭城乃军事要冲，由宋文帝的弟弟刘义恭和三皇子刘骏镇守。拓跋焘没有立刻攻城，又打起了口水仗。他让尚书李孝伯到南门传话，说：我还没准备攻城呢，你们何苦闭门绝桥，如此守备森严呢?刘骏让下属刘畅开门出见，回道：贵军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我军精甲十万，恐轻相陵践，故暂且闭城，待贵军休整好后，再约定时日，一决雌雄。李孝伯又说：我北魏大军深入贵国七百余里，根本就无人能够阻挡。刘畅对道：那是我们诱敌深入，事关军事机密，就不详细说给你听了。李孝伯说：那你们就在这里死守吧。
我们魏主可以不围此城，而帅军直捣瓜步(长江北岸，与南京相对)，“南饮江湖以疗渴耳。”刘畅对道：悉听尊便，不过“若虏马遂得饮江”，那也太没有天理了!此番口水仗，北魏面对龟缩城中的对手，显得轻松自如，狂傲、嘲讽之情溢于言表。而刘宋面对强敌来犯，内心颇为惶恐，刘义恭甚至作过弃城逃跑的打算，但在口水仗中，刘畅却应对自如，巧言善辩，豪气干云，丝毫没有落于下风，以至于连李孝伯都萌生惺惺相惜之情，对刘畅说：咱俩离得很近，却恨不能执手言欢!随后，拓跋焘果然越城而过，引兵南下，史称“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很快便占领瓜步。
不过，拓跋焘久居塞北，对南方水土不太适应，且担心深入敌后久则生变，所以没有继续渡江攻击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而是很快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回军路上，拓跋焘又犯了打口水仗的瘾。到盱眙城时，他派人向刘宋守将臧质要酒喝，没想到臧质竟然灌了一坛子尿送给他。拓跋焘大怒，将盱眙围了个水泄不通，写信给臧质，说：我派出来的兵都是丁零人、胡人、氐人、羌人，他们战死了等于为我除去祸害，咱们就放手一战吧。臧质一点儿不含糊，回信说：你“自恃四足，屡犯边境”，我军一再退让，知道为什么吗?童谣唱道“虏马饮江水，佛狸(拓跋焘小字)死卯年”，因为卯年未至，所以才主动让开大道，引你到江边。现在已是辛卯年，你的大限已到，别想活着回到桑干川了。被乱兵所杀算是你的造化，若是被我军生擒，五花大绑，用驴车押送到建康城，想想你会是什么下场?所以，你就安心攻城吧，千万别急着逃跑。
这一回，拓跋焘被彻底激怒了，再也没了往日口水仗中的那种气定神闲，命人做了一张大铁床，上边布满锋利的铁蒺藜，咬牙切齿地说：“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命令三军猛攻盱眙城，臧质率军死守不退，双方恶战三旬，死伤无数。最终，拓跋焘未能攻破城池，无奈烧掠而去。元嘉北伐整个战役中，魏军连破刘宋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无数，“所过郡县，赤地无余”，史称“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事见《资治通鉴》第一二五、一二六卷)而战争中发生的这三场口水仗，就像一幕悲剧中夹杂了几节异调插曲，有几分轻松，亦有几分悲哀，有几分滑稽，又有几分怪诞，它将刘宋王朝因轻率鲁莽而不得不承受失败、窘迫与屈辱的苦果，衬托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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