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洛阳，为春秋之肇始，典型特征就是“中央”说话不怎么管用了，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约百年后，一代霸主齐桓公傲立群雄，周王室顿感压力山大。吊诡的是，来自齐国的压力转瞬即逝，而晋国的一个女子无心插柳，却让周王室又苟活数百年，她就是“四大妖姬”之一的骊姬。
骊姬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缘起于一场战争。据《左传》的说法，前672年，晋献公伐同姓小国骊戎，骊戎国君不经打，请求和亲，将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给了他。骊姬是大姐，长得非常好看，有多好看，我们不清楚，反正晋献公特爱她，甚至无视“同姓不婚”的礼法，可劲儿地疼她，育有一子，史称“专宠”。
如果历史就这么看，也没啥意思。一个男人不顾一切地爱上某个女人的故事，史书上多了去了，比如霸王别姬、金屋藏娇、长恨歌等等，戏剧效果都比这个有嚼头。问题在于，骊姬不同于其他三位“妖姬”，她既是古代“宫斗剧”的鼻祖，又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把竞争关系当唯一关系的第一个女人。
晋国跟周王室同宗，春秋初期地盘还很小，方圆不过百里。晋献公即位后，看到齐桓公那么牛，觉得做小弟忒没劲，于是秣马厉兵，东征西讨，先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统一了山西及陕西、内蒙的部分土地，迅速做了大哥，“假道伐虢”的事儿就是他干的。事业上红红火火，后院同样也燃起大火。
说起来俗套，无非“夺嫡”而已。献公老了，晋国一哥的位置谁来做?太子申生是嫡出，为人仁孝，且法定了的，不乏公卿士族的拥戴;重耳、夷吾是庶出，口碑也不错。这三子均已成年，任选其中一位，晋国的政局应该不会乱。遗憾的是，献公有心病，他爱骊姬，爱屋及乌，也偏爱骊姬的儿子奚齐。另外，申生是齐桓公的外孙，可能也是他想废黜太子的一个原因。
骊姬的“宫斗”本事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为了让儿子获得继承权，她耍了许多花枪：如雇佣枪手，贿赂献公的另外两名宠妾，让她们吹枕边风，日夜聒噪，最终说服献公外放三个儿子，实现了离间目的;比如装贤惠，当献公向她表态，欲立奚齐为太子，她又闹开了，哭着说：“这怎么行?申生会带兵，有威望，废长立幼的事儿不能干，您一定要那样做，我就去自杀!”再就是栽赃陷害，先是假传“圣旨”让太子行孝祭祀母亲，按规定，太子在祭祀后要将祭祀用的胙肉献给父亲食用，她就乘机派人在胙肉中下毒，并恶人先告状予以揭发。
这三招下来，任谁也扛不住啊!晋献公果然上当，杀了太子的老师;太子听闻消息，吓得尿裤子，匆忙逃回封地，不久即自杀而死;另外两儿子也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在父亲的重兵追剿之下，重耳出奔翟国，夷吾逃往梁国。至此，国内的拦路虎、绊脚石，被骊姬一一的清除干净了。
按照现在的理解，骊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献公活着，她是夫人，也就是续弦的正妻，没人敢欺负她，可是献公死了怎么办?只能依靠儿子。中国人历来讲究妻凭夫贵、母凭子贵，不指望儿子还能指望谁?然则初衷可以理解，操作却尚有瑕疵，她忽视了“宫斗戏”的基本规则——适可而止。
政治关系在更多的时候，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杀掉或赶走对手，固然不得已，但对手阵营中的实力派人物还是必须要笼络分化的。譬如忠于太子的大夫里克、邳郑父等人，都手握重兵，乃武将之领袖，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奚齐即便继承君位，也坐不稳。
骊姬到底是个妇道人家呀，缺乏此方面的见识，夺嫡成功后，不但不伸橄榄枝，还落井下石削减人家的兵权。里克等人终于由不满而生恨，上演了“连弑二君”、鞭杀骊姬的惨剧，晋国乱成了一锅粥。
后面的故事简单了，里克敦请重耳归国，重耳不肯;复请夷吾即位，是为惠公，太子圉又继位，是为怀公。如此19年过去，重耳终于历练成钢，在齐桓公和秦穆公的帮助下，复国而为文公，历史从此跨入“晋时代”。
乱有乱的好处，乱而后则有治，大乱则有大治。
骊姬之乱成就了重耳，改变了晋国国运;重耳则以治奠基了强大晋国，国家的影响力遍及黄河流域，直至东方的齐、鲁，从而改写了周王室的历史。
《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晋文公的基本国策正是会盟诸侯、以勤王室，派骁勇之将抵御戎族南下，扼守崤函之地(函谷关)阻挡秦国东进，以郑国为缓冲带遏制楚国北上。这个“挡箭牌”国策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两百年间，真正的春秋霸主，唯晋而已，强秦悍楚始终无法染指黄河中下游，否则周王室早完了，焉有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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