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
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史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争论，不过我认为，《明史》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
《明史》上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舰队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
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建立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朝宣德年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呢?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朝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
到了明朝宪宗年间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
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
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郑和时代明帝国的海洋垄断经营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但是他认为，郑和之后，明朝由于采取了“放任政策”，放弃了对海洋的国家经营，“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而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这一政策造成了中国在海洋上的失败，
他说：“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见《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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