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南宋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个判例来说明：

　　大约宋理宗时，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因生活清贫，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给陶家当私塾先生，借以养家糊口，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县衙的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发配充军，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显然就是胡闹。

　　黄渐不服，到州法院上诉，主审法官范西堂推翻了一审判决，根据“奸从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黄渐的意愿，让他领回妻子，离开永福县。

　　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宋刑统》规定，“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到灵川县牢营服役，一审判官张阴、刘松则罚杖一百。

　　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过这一判决，申明了一条立法原则：“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

　　国家立法，必须顺乎情理，否则法律便有可能成为恶法，具体到通奸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确实是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丑行，但是，如果男女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检举，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

　　因此，范西堂认为，对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从夫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元朝开始尚沿用“奸从夫捕”的司法惯例，但在大德七年(1303)，元廷便废除了“奸从夫捕”的旧法，原因是当时一个叫郑铁柯的官员发现，民间有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

　　郑铁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法律，通奸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员不能主动出马捉奸，如果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则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轻犯”，元廷采纳了郑铁柯的建议，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如此一来，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南宋法官范西堂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

　　可以看出来，跟后来的元明清有别，宋朝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基本上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官员与民妇通奸，宋人称之为“监临奸”，宋朝法律申明：“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员犯奸，也不是“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罪行，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往往还将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

　　——这不奇怪，我们的先人认为，官员应该身为百姓表率，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礼教约束，所谓“春秋责备贤者”，所谓“礼不下庶人”，说的便是这意思。

　　宋神宗元丰年间，登闻检院的法官王珫，被人告发伙同儿子与大理寺法官石士端的妻子王氏通奸(口味真够重的)，朝廷哗然，虽然宋神宗发下批示，表示从轻发落，但台谏官不干了，监察御史朱服立马弹劾王珫：“珫父子同恶，行如禽兽”，虽得皇上宽恕，却不知羞耻，还大摇大摆上班。如此德性，如何为百姓表率?必须交付有司劾治。最后，王珫父子被交给大理寺立案审讯，审理得实，王珫被罢官，放归田里。

　　这宗通奸案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王珫在大理寺受审时，供出宰相王珪的公子王仲端也参与了通奸(说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非常好奇那位王氏到底有着怎么样的魅力)，但主审法官王援害怕得罪了宰相王珪，不敢深究下去，便草草结案。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案未久，知谏院舒亶便站出来举报说，王仲端与通奸案有涉，大理寺法官却隐瞒不究，请重审深究，王仲端则上书辩解，称绝无此事，宋神宗大为光火，任命御史复鞫通奸案。

　　这时候，宰相王珪的政治对手、大理少卿朱明之想借此机会打击王珪的势力，吩咐法官王援勇敢出来检举王仲端的罪行，别怕王珪那老家伙，朱明之又托人放出风声，说皇帝欲深究王仲端之罪，企图影响司法，从重治罪王仲端，这个过程比较曲折，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案子审到最后，王仲端被处罚，朱明之等人也因为左右司法的图谋败露，受到停职、处罚金等处分。

　　发生在神宗朝的这宗很狗血的通奸案，虽然牵涉到复杂的权力斗争，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对于官员犯奸这事情，是觉得不可以容忍的，是认为应当受到深究的。

　　官员若通奸事败，不但不齿于同僚，而且授人以柄，这样的政治风气其实是有好处的——可以给官员制造道德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注意个人生活的检点，事实上，现代政治也并非不讲究官员私德，2012年11月，美国中情局局长戴维，即因为婚外情曝光而被迫宣布辞职。

　　如果说宋代对于通奸罪的立法态度可以给今人一些启迪的话，我认为最值得记取的启示便是：轻责于民，而重罚于官;注意保护小民的权利，而强调官员的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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