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有17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
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14个兄长中有8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地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
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地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地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
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永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权。
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
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地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
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地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
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6岁读书，13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14岁被秘密立储到35岁登基的漫长的20多年中，他经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
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地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
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
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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