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古代当官，做到三品大员，却会穷的叮当响，工资还不够全家的开销用度，你一定会觉得荒谬可笑吧。但在明朝，这可是真事儿。明代的官员，常常“哭穷”，说自己的俸禄，“可谓至薄”。就连清修《明史》的编纂者，都替明朝官员抱不平，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明朝官员中，锦衣玉食者并不少，且贪官一个接一个，怎么看也不像没钱的样子。那么，明朝官员的工资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了官员的工资水平：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从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从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石五斗;从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石五斗;从九品五石。这个规定，用粮食作为俸禄的计量单位，除了粮食以外，也按照品级给官员发一定数量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但只是一种补充而已。一直到明朝灭亡，数值都基本不变。
其实，如果真按照朱元璋规定的这个标准来计算，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比前代低多少。即便是县官，每月领取七石大米，也是足够开销的。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永乐年间，虽然纸面上的俸禄没变，但官员们的实际工资却大大减少了，原因很简单：大明朝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粮食发工资了!所以，只好通过“折色”(把粮食折算成同等价格的宝钞)这种手段，来发放俸禄。
为什么国家突然没粮食了?主要还是因为迁都。本来明朝的首都是南京，紧靠着江南鱼米之乡，国家的赋税重地，粮食充足，自然可以发俸禄。但是迁到北京之后，大批人马都跟着去了。北方生产不出那么多粮食，只好靠大运河的漕运，从南方往北京运粮食。长途运输，损耗不小，这么珍贵的粮食，用来供给京师人口的口粮，已是捉襟见肘，又哪有富余，去给官员发工资呢?
于是，自明成祖朱棣开始，明朝皇帝们想了许多馊主意，用别的方法来弥补俸禄的亏空。
在这方面，明朝皇帝是真的不走寻常路。比如说永乐年间，“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竟然把苏木、胡椒之类的香料当作工资发给官员了!苏木胡椒自然是西洋番国进贡的，后来郑和下西洋，又带了一大堆回来。可是这些玩意，既不能吃，又卖不出去，官员们拿在手里，都是面面相觑，猜测一下，后来官员们群起反对“下西洋”，是不是也是因为被“香料抵工资”给气到了呢?
至于把钞票折算成大明通行宝钞，更是件坑爹的事儿。因为纸币在明朝贬值的一塌糊涂。弘治年间，一贯(一千钱)宝钞，“仅直银三厘、钱二文”;到了万历年间，即使是数百贯宝钞，也“不值数十文钱”了。你要是拿着宝钞去店铺里买东西，人家一定把你当神经病赶出来，这钞票，老百姓根本不承认!
所以，虽然官员名义上还是拿那么多工资，真正领到手、能花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天顺年间的内阁首辅李贤就说，自己的俸禄领到手之后，“日用之资不过十日”，一个月的俸禄，只够十天的开支。所以，如果要在明朝当个老老实实的官，那日子过的肯定相当清苦。
有多清苦?海瑞的例子太极端了，我们就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内阁阁老李东阳为案例吧。
李东阳最后做到内阁首辅，太子太师，可谓尊荣到极点了。而且，他的三个儿子都少年夭折，家中人丁单薄，养家负担很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清节不渝”，不贪财，只靠工资吃饭的李阁老，他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积蓄，完全是靠别人求诗文时给的润笔费，才能勉强度日。等他去世的时候，已经穷的“不能治丧”，全靠门生和老同事凑钱，才办成了葬礼。(门人故吏醵金钱赙之，乃克葬)这就是一个官居一品的大员，全靠死工资过日子的结局。
由于“钞法大坏”，贬值严重，所以，官员实际上的年收入，只能算“米”和“银”两项了，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很低的工资水平。
不过没关系，灰色收入的渠道还是很多的嘛。因为国家对官员优待很多，比如免除徭役、免除税收等等。有了这种优待条件，加上手中的权力，无数官员纷纷兼并百姓产业，摇身一变，成了不用交税的大地主。如嘉靖朝内阁首辅徐阶，就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家族田产二十多万亩，“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加上其他行贿索贿、人情往来，在明朝想做个生活滋润的官僚，其实也容易得很。至于那纸面上的“低收入”，除了少数真心廉洁守法的官员，又有谁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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