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李显(656年—710年)，曾经两度担任唐朝皇帝。第一次刚刚登基36天，旋即被废为庐陵王;第二次是在武则天退位后再度登基，名副其实做了6年皇帝。两度为帝的李显，一生几乎毫无亮点。其所作所为，基本属于乱作为。其乱作为，主要表现在徇私封官方面，短短数年违规“斜封”官员成千上万，以至于给自身与国家带来诸多祸患。
唐代制度比较健全，所有重大事项必须按规则与程序办理，并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就官员任用而言，文官由吏部铨选，武官由兵部铨选，提名上报中书省，中书省草拟文书，送皇帝批阅裁定，经门下省审核副署，方可生效;门下省认为不妥，有权否决，驳回再拟。也就是说，官员任免权其实取决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宰相)。唐代沿用了隋代创立的科举制度，官员的选用必须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讲究选贤任能、论功行赏。
唐中宗任用官员，并非出于公心，而是徇于私情。他心知肚明，中书门下二省的宰臣有制度意识，原则性强，被他提拔的官员大多不符合当时的干部政策或任职条件，难以通过正常程序任命那些官员。所以，他采用变通手法，不经过二省而私自封官。由于底气不足，他所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按常规格式封发，而改用斜封;书写“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人们称之为“斜封墨敕”，所任命的官员叫作“斜封官”。据史料记载，唐中宗仅通过吏部员外郎李朝隐一人暗箱操作，就破格提拔“斜封官”1400余人。
唐中宗身边主要有三个女人，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和昭容上官婉儿，这三个女人对他影响很大。韦氏是李显原配夫人，李显幽禁于均州、房州期间，她一直陪伴着，两人患难与共，感情甚笃。武则天曾派使者前往探视，李显惊惶失措要自杀，幸亏韦氏劝慰，情绪才得以稳定。李显当时就对韦氏发誓：“将来有幸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再做皇帝，他就听任韦氏弄权，无论韦氏要给谁封官，他都一概答应。
安乐公主是李显与韦氏的小女儿，出生于李显流放房州途中，姿色美艳，聪明伶俐。李显与韦氏对她十分宠爱，自幼听其所欲，无不允许，故而养成骄横脾气。中宗复位后，她恃宠骄恣，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花钱如流水。她把卖官鬻爵作为敛财的渠道，大肆收受贿赂;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竟私自起草任命官职的制敕呈送中宗，中宗不分青红皂白，欣然提笔签字，一批批“斜封官”就这样轻易出炉。数年间，她跃升为官帽“批发商”，史书称“宰相以下多出其门”。
上官婉儿曾是武则天身边红人，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称。中宗欣赏她的才华，仍以她为心腹，加封昭容，让她以皇妃的身份执掌机要文书，权势益重。史书记载，“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只要打通上官婉儿这一环节，就能获得一官半职;崔湜容仪俊美，与上官婉儿“拍拖”之后，居然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毫无疑义，唐中宗违规任用官员，在当时就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给自身和国家带来极大祸患。就他自身而言，由于听任妻女卖官鬻爵，不断滋长她们的权欲与野心。尝到弄权的甜头，韦氏和安乐公主的权欲急剧膨胀，最终并不满足于借中宗名义封官，而是要直接走上前台，仿效武则天掌握最高权力。为此，母女俩不惜践踏人伦底线，合伙将中宗毒害。中宗绝未料想到，他所宠爱的妻女，不仅向他要官，而且向他要命。就国家而言，由于“斜封官”不由两省所授，导致“政出多门，滥官充溢”。最为恶劣的是，它破坏了规则，败坏了风气，助长人们投机取巧，不依规章制度办事，导致贿赂公行，歪风邪气滋生。此外，供养大量的“斜封官”，更是国家难以承受的负担。
实际上，对于那些“斜封官”来说，虽然花钱获得一官半职，最终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当时主流社会看重正途出身、正规任命的官员，而“斜封官”压根儿被人看不起，人格尊严自然低人一等;再者，随着最高领导人变换，干部政策也会随之改变，他们随时面临着被精简分流的危险，即便朝廷容许重新叙用，也得拿出干货展现才能，要么就跑关系走后门，还得破费钱财，何苦呢?
总而言之，办任何事情都要有好的制度与规则。如果有好的制度与规则，而不能很好地执行，必然会种下祸根。唐中宗违规徇私封官，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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