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规范，认为官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指出：“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后汉书·百官五·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左传·桓公二年》)官员失去道德约束，就会出现贿赂公行、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为此，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后提出了大量官德规范，如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唐代武则天署名的《臣轨》、宋代吕本中的《官箴》等，以之制约官员言行。作为宋代大儒，朱熹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之其数次的仕宦经历，更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无意于民”的现实甚为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语类》卷112，第27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下简称《语类》)“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语类》卷108，第2689页)要求当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爱民，不求闻达。”其中首先要做到“临民以宽”(《语类》卷132，第3180页)，注意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说“事事不管”、“事无统纪”，“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语类》卷108，第2689页)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语类》卷107，第2675页)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

　　在封建官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循私舞弊是相当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体会说道：“大抵近年习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显然行之，而每区区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际。”(《朱熹集》卷28，第117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对此，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语类》卷112，第2735页)具体而言，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论荐，皆必稽诸公论”(《朱熹集》卷99，第5090页);二是在处理政务时要保持“至公至诚之心”。不可上下相瞒，“唯务私己吝权”(《朱熹集》卷26，第1119页);三是在对待国家财产时要公私分明，不可“把为自家私恩”(《语类》卷106，第2642页)。

　　律己清廉，执事勤谨。朱熹认为，清廉、勤勉和谨慎是为官的“本分”。朱熹对清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朱熹集》卷64，第3365页)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朱熹集》卷59，第3023页)，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朱熹特别强调尽职敬业，主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朱熹集》卷24，第1032页)，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是“不见吏民”。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语类》卷108，第2686页)。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语类》卷109，第2696页)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语类》卷112，第2736页)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同上第2735页)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的古训背道而驰。

　　朱熹还认为：“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朱熹集》卷64，第3366页)要求为政者处处谨慎从事，“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

　　正身率下，修己治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由内圣而外王、“修身为本”的思想，十分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及其与外在政令教化的联系。他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语类》卷108，第2686页)即当政者的自我道德修养是其治国安民的本原和基础。为此，朱熹要求为官者不仅要勤于具体事务，更要于“自家身己做本领”，经常检束身心，“使知为克己之学，以去其骄吝之私”。并通过不断地锤炼和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外在的人情世故，特别是日常政务。他对一官员说：“暇时速须收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朱熹集》卷39，第1827页)把克己自检与应事接物紧密联系，内外结合，本末相应，达到理想的为政目的。这种为政思想，内在地包含了正人先正己的主张。所以朱熹又说：为政“大要在于详审……又其大本，则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朱熹集》卷28，第1188页)。他经常性地劝告为官者要把正己修身置于匡君治民之先，或“勤攻己阙”，“正身以统天下”，或“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于我”。只有自我“身心安静，精神专一”(《朱熹集》卷29，第1227页)，方能真正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名儒，他的这些官德思想后来得到不少官员的倡导，甚至身体力行，一些官箴著作也被吸收采纳，明人彭韶还专门择取其言论而成《朱文公政训》，从而对历代的官德建设和官员的自我约束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大力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今天，这些思想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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