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韩国现存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是在高丽王朝时期由金富轼等人编纂完成的。后来，还出现过《三国遗事》、《三国史节要》等以古代“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籍。这些史书中的“三国”就是新罗、高句丽和百济。虽然，在三国并立的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曾长期存在着伽耶诸国，但朝韩史学界习惯上使用“三国时代”来指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朝鲜半岛。中国读者不陌生的是，历史上唐朝曾分别和三国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并试图调解三国纷争。7世纪中叶，唐朝最终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高句丽，并大败前来援助的日本水军，奠定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新格局。

　　此后，唐代的东北方存在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698-926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它被认为是肃慎人的后裔靺鞨人所建立的王国，而且，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一脉相承。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行看法。但是，在朝鲜、韩国的古代史体系中，渤海国与新罗王国一起被称为“南北朝”(或直译为“南北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通史《韩国史》，每一版都明确将渤海国作为与新罗国(此为“统一新罗”或“后期新罗”，676-901年，是吞并了百济全部故土和高句丽南部故土后的新罗)南北对峙的王朝，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是处于分裂的状态。那么，这一历史认识的依据是什么?渤海国和新罗国真的是朝韩古代的“南北朝”吗?

　　渤海国如何被纳入朝韩“南北朝”历史?

　　渤海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渤海人的著述留存得极少，仅有的几方墓志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证据。9世纪的大文豪崔致远，代表新罗国王给唐朝皇帝的表文《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抗议渤海国与新罗在唐朝廷外交礼仪中的争端，将渤海国称为“北国”。上表提及新罗曾授予始建国的大祚荣新罗本国官秩“第五品大阿飡”，并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残孽类聚”，实际上是高句丽的附庸，极力贬辱渤海，并挑动唐朝廷对渤海的恶感。12世纪的金富轼在其撰写的《三国史记》中，强调新罗统一了高句丽、百济的“三国史观”，将统一新罗的北方邻国渤海国排除在外;该书记载了新罗与渤海国的两次通使，并将渤海国写作“北国”，在其他普通记载中则称渤海为“渤海靺鞨”或“靺鞨”。可以说，渤海国人自己、新罗的崔致远，以及高丽王朝的金富轼，全都不能提供存在所谓“南北国”的历史依据。

　　但是，到了李氏朝鲜时代出现了一股关注北方领土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18世纪朝鲜实学柳得恭《渤海考》第一次将新罗与渤海视作“南国”和“北国”，但既未展开论述，也未明确提出“南北国时代”。他认为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分占南北，是为南北国：“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丽，扶余氏居于西南，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19世纪初的大实学家丁若镛也在《疆域考》中着重将渤海列入。18世纪李朝史学家、《东史纲目》的作者安鼎福则反对将渤海国纳入朝鲜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鲜进入36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张道斌等人掀起研究渤海史的热潮，其背景无疑与日本占领有关。这一时期，古代历史研究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他们对中国东北历史格外关心。申采浩批判金富轼《三国史记》排斥了夫余国、渤海国，并将渤海王高王和宣王称为“高帝”“宣帝”。张道斌《国史》(1916年)则将渤海视作高句丽继承国。

　　朝鲜半岛光复后，朝鲜和韩国分别展开了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构建。1962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朴时亨教授发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之后，朝鲜史学界开始强调渤海国与高句丽文化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南北国史观”将古代历史传承关系梳理为“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高丽——李氏朝鲜”，十分强调所谓北方系统的重要性。韩国学者宋基豪等人批判朝鲜的渤海史认识，认为其中充满了政治化的表述，而非学术研究客观性。在韩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将渤海国史纳入韩国史范畴，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较为细致的研究。目前，韩国境内没有一处渤海国考古遗存，但是学术界研究热情很高。借助雄厚的资金支持，韩国学术研究机构搜集的中朝俄三国考古发掘资料十分丰富。

　　朝韩史上的“南北朝”成立吗?

　　在东亚历史上，古代中国及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进行过长期而密切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中国的南北朝历时近170年，这是东亚各国熟知的历史。而且，中国史学界近年又提出了“第二次南北朝”，即辽金与两宋实际是另外一次南北大分裂的认识。无论是第一次南北朝还是第二次南北朝，它们都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南北两国皆由一个先行的统一帝国分裂而来;二是南北都自居为正统。14世纪日本出现了短暂的后醍醐天皇的南朝与室町幕府所立光明天皇的北朝分裂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6世纪越南也出现了北方的莫朝和南方的后黎朝分庭抗礼的南北朝时代。日本和越南的南北朝都基本符合中国南北朝的特征。那么，朝韩史上的“南北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渤海国和新罗国是统一国家分裂出来的吗?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在辽东边地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契丹部落举兵叛乱，武周朝廷于是联合突厥默啜可汗对契丹进行大举镇压。在营州有一位靺鞨人大祚荣，带领麾下的高句丽残余势力和靺鞨人，趁着营州之乱，向东奔逃。朝廷派李楷固将军追击，《旧唐书》说：大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他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力量凝聚起来，甩开了朝廷追军，最终于圣历元年(698年)在辽东北部的牡丹江流域建国。都城最初是在旧国，后来迁都至东京、中京等地(都在今吉林省延边州境内)，但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则是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关于大祚荣建立政权的国号，有“震国”或“振国”、“靺鞨国”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并没有自称“渤海国”。既然大祚荣从未自称渤海国，现在的中外史书为什么都称呼它为“渤海国”呢?

　　原来，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即位之初，随即派遣使臣崔忻自长安前往大祚荣的王庭予以册封。可能是考虑到突厥和契丹对辽东陆路的阻隔，崔忻一行没有走陆路，他们是自山东半岛渡海经今天的大连旅顺登陆前往大祚荣的都城。这方面的证据是当时在旅顺黄金山开凿的水井上的刻石铭文，其中有“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等字样(这块刻石在日本侵略东北时期就被当作战利品运回，现藏日本皇宫)。崔忻携带皇命，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大祚荣领忽汗州都督。《新唐书》记载说，大祚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渤海国的得名实际是来自“渤海郡王”封爵号。

　　这次册封之后，大祚荣的后代相继也获得了“渤海国王”的封号。大祚荣及渤海国统治阶层主要是靺鞨人，作为唐朝羁縻州的一员——忽汗州，渤海国一直被纳入中国史的范畴。新罗国始建于公元前57年，核心统治区在距离上京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古庆州地区。渤海国与新罗显然绝非是从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开来的两个国家。

　　渤海国的最大疆域包括了今中国东北东部、朝鲜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州的小部分。针对中国和朝韩分别将渤海国纳入本国史的做法，俄罗斯学界全都予以反对。他们更愿意从古代独立国家的角度理解渤海国，而将其放到俄罗斯历史体系中。

　　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入侵，在民族独立之后，普遍都具有一种自尊意识和民族史观的浓厚倾向。渤海国被纳入朝韩古代史体系的历程，反映出一种企图超越朝鲜半岛地域局限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不断被写入教科书而成为更广大民众的历史认识。

　　在韩国，剧情离奇曲折、大部分为虚构的诸多历史剧，如《大祚荣》《太王四神图》《善德女王》等都创下良好的收视率，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并不严谨的历史观的广泛影响。幸运的是，中韩日三国东亚近代史的共同编纂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中韩日三国历史学家同步编写、同时出版的中文、日文、韩文版《东亚三国的近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相继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韩国、日本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东亚青少年间的历史文化交流活动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我们也十分期待，有朝一日，东亚三国也能解决包括高句丽、渤海、任那日本府、倭寇在内的古代历史分歧，共同编纂一部超越国境和民族主义区隔的新古代东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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