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亚洲国家间的战争，如何演变为一场一国陷入对抗多国同盟境地的战争?……为何西方列强在1931年日本军队蹂躏满洲时袖手旁观，却最终在十年后冒着与日本开战的风险帮助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第一章开始，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指向的是二战前日本外交的问题。
入江昭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当时日本的外交观点和决策过程，以及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内部互动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回答了上述的问题，亦即二战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起源，是日本外交决策的一再误判和日本政客的节节失误，最终使日本发动的战争，不只是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更走上了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与美国及所谓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同盟背水一战的不归路。
谁之过?
“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
“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同样是福泽谕吉，在报上写文章强调日本的政策取向。
脱亚入欧的核心，其实就是融入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因此，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在被美国人炮舰打开大门之后的战略目标，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成了列强的体面一员，就是托庇于此战略。
到了一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日本不仅享有这个地位，甚至在海军裁军条约中，日本“已经被公认为是三个首要强国之一”，要与英美共同“为稳定亚太地区贡献力量”，日本也是国际事务体系九国公约“华盛顿体系”的重要参与国——九国公约(日、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签订)确立了在华的国际合作原则。
入江昭指出，华盛顿会议尽管没有消灭帝国主义，但是它们承诺在华不进一步扩张，并承诺彼此合作，让中国恢复一定程度的独立，使其最终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稳定的因素，“中国是新体系成功运转的关键”，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是努力要使国家融入其中，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员，并努力发展自己。
但是，这个趋势和发展成就，却让日本的某些势力(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和国粹主义知识分子)陷入了绝望——在这些反国际主义者眼中，“一个对中国步步退让的国际体系，一个把本国福祉紧系于贸易平衡的起伏及汇率波动的全球经济秩序，完全是一场灾难”，要扭转国策，在中国采取行动，违抗华盛顿条约，在30年代完成这些使命正当其时，错过了这个村便可能再没有了那个店。
这种修正主义国际观，是日本强大后自负和岛国焦虑心态的矛盾体现——1895年打败中国的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总有一种焦虑和恐惧，也应运当时国际及日本国内时势——世界经济危机、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迅速发酵。其结果就是修正主义的外交一无所获，并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如入江昭所揭示的，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日本修正主义外交失败的结果，书中所揭示的失道的日本修正主义外交，无论是挑战华盛顿体系，还是对英美关系，对德苏关系，对华关系方面，充满贪婪、狂热、幼稚、错觉、无知，常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比如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拉住汪精卫后，还总想让蒋介石在承认它在华利益的前提下媾和!对中国强烈民族主义的钝感，对中国人民、重庆政府高层抗日决心的严重误判，一厢情愿的荒唐!过于宏大的抱负与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志大才疏这个鸿沟，其实是视野、信息和对世界的理解不够却狂妄所致。
但是，外交的失败，实质上是内政失败的延伸。尽管入江昭在本书中梳理分析的焦点是日本领导层的外交政策争执和选择，但是，入江昭的梳理，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外交政策纷争背后日本内政的失败。
正如满洲事变后，日本回复李顿调查团说“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国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动荡”，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语带讥讽地回应说，“分裂动荡的不是别国，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无力节制军人。”
这个回答，可谓一语中的。
入江昭表明，日本大臣们一直倾向于避免和英美开展(尽管也时刻准备着)。但是，我们通过入江昭的作品以及当时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同样可以看到，日本内政的混乱。
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府根本无力节制军人，陆海军首脑比文官政府更好战，而军部也根本未能节制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在中国的行动，上级军官也不能节制中下层军官的狂热，下级外交官对直接上级隐瞒重要信息——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上海事变，从滨口首相被刺到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到永田铁山和冈田首相被刺的二二六事件，以及走马灯似的内阁轮替，频繁发生的这些事态，其实就是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内政失败的具体体现。
正是因为这种内政失败，日本才一步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样混乱无序的内政，以下犯上颠倒的伦理价值不受谴责，又如何能在外交上突破，如何能够认清历史潮流?
首先是内政的失败，然后是外交的失败，最终是国家的覆亡，造下无数无辜者牺牲的罪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