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人物，以嵇康为首。他不但文采飞扬、精通音律，而且“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可谓是天之骄子。然而嵇康横遭杀戮，又仿佛是天妒英才，究竟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的是，司马昭在继承父兄权力之后，篡位的野心暴露无疑。据考证，嵇康被杀于魏景元三年(262年)前后，其时距司马氏篡位大约三年。嵇康之死正与司马氏自立，密切相关。

　　嵇康深陷囹圄，起因在于吕氏昆仲。吕撰奸污弟媳徐氏，事情败露，弟弟吕安要到官府告发。吕撰请出嵇康(他是两兄弟的好友)做和事老，打算息事宁人。谁知，就在事情将要了结的当口，吕撰竟倒打一耙，诬告吕安虐待老母。结果不仅吕安被抓，连居中调节的嵇康也被牵连入狱。

　　要说这案子本不难查清，只要吕母出庭作证，即可真相大白。退一步讲，即便吕安不孝，要杀要剐(当时不孝虽是重罪，可也罪不至死)，也是他一个人的事，与嵇康有什么关系?如此看来，此案确属蹊跷，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为嵇康专门设计的圈套。不然为什么吕撰在奸污弟媳之事已然平息的时候，还要去冒险诬告弟弟?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又是为什么吕安一案连基本事实也未弄清，便急着要让嵇康和吕安身首异处?

　　不管真相如何，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嵇康坐牢，钟会很开心。钟会素来嫉妒嵇康的才华，而且曾被后者怠慢，有此良机，自然要置之于死地。

　　嵇康被杀，钟会为其罗织有两项罪名：意图帮助毋丘俭和非侮名教。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笔者以为，这个记载颇有疑点，一介平民的嵇康如何能够“起兵应之”?若嵇康真的有意助拳，为什么不及时出手，要等毋丘俭快要失败了，才去向山涛问计?不过，嵇康同情讨伐司马氏的魏臣却无疑义，他曾作《管蔡论》，借周公诛杀管、蔡的历史，为人毋丘俭等声辩，“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侥祸也。”肯定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毋丘俭等是魏室忠臣。

　　另一个罪名，也不是子虚乌有。嵇康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蔑视世俗礼教，“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礼”，将矛头直指统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体系，可谓是离经叛道。

　　要说两个罪名都是有据可查，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可问题在于，毋丘俭造反是在正元二年(255年)，嵇康被杀则是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怎么早不动手?魏晋之交，蔑视礼教、放浪形骸已经成为一股社会风气，怎么就单单挑嵇康下手?既然嵇康有此罪状，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抓人，而要借助吕安一案?总之一句话，司马昭怎么就突然想起要杀嵇康?

　　由于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长乐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于是很多人推测，嵇康在政治上倾向于曹氏，以致于对司马昭心生反感，乃采取隐居避世的不合作态度。此一说在逻辑上虽然讲得通，但事实上却违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庄学说，无意仕途，只有早年做过一阵中散大夫，后来好朋友山涛举荐他入朝为官，干脆写了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道不同，不相为谋。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因此，无论朝廷上掌权的姓曹、姓刘、姓孙，还是姓司马，他都不会违背本性的与其“合作”，而要去做一个逍遥的隐士。而嵇家对司马氏，也从没有什么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儿子嵇绍更是为护卫晋惠帝，被乱军所杀。因此，所谓不合作，恐怕并不是司马昭杀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曹家女婿，纵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绝然无力。那又是什么，让司马昭萌动杀心?答案可能很简单，他不过想借嵇康人头，来震慑人心。正如钟会向司马昭说的那样，“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在当时，“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数。司马昭要夺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导舆论的名士。怎么办?杀鸡儆猴。谁是最肥的野鸡?嵇康。

　　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曾和嵇康一同在树下打铁的向秀，接受举荐，来到洛阳。司马昭问他：“听说你向来有归隐的志向，现在怎么跑到我这来了?”向子期垂首答道：“古代隐士巢父、许由都是狂傲、清高之辈，根本不值得我去羡慕。”----嵇康正是前车之鉴，我哪里敢去学他!七贤中的二号人物阮籍，也不得不为司马昭进封晋公，作了一篇《劝进箴》。可见，嵇康没有白死，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隐士群被成功解体。

　　其实，也不见得司马昭容不得隐士、名士，这样的人，魏晋时期有的是，惨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嵇康之所以为当权者记恨，那是因为他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隐士，用今天的话说，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朋友孙登对嵇康的悲剧命运早有预知，“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后来嵇康在狱中作《幽愤诗》，有“今愧孙登”之句，为未能听从友人的远见而感慨自责。故此，钱钟书先生称嵇康为“忤世之狂”，其人“既‘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尽之累’，‘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那又“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临行那天，有三千太学生聚集法场，想要拜嵇康为师。刑场上的嵇康，依旧的从容淡定，他抬头看看日影，知道时间尚早，于是索琴一张，潇洒抚之，如痴如醉，正是一曲《广陵散》。曲终声止，嵇康慨然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一年，嵇康四十岁。培根说的对，伟大的灵魂从不会被死亡征服。

　　嵇康生前，多有文字指斥孔子，可若要对此之死作一诠释，笔者却不得不借《论语》一用----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诚然，伯夷、叔齐为坚持义的信念，饿死首阳山中;嵇康追求自由的生活，死在屠刀之下，都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古往今来，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一直难以理顺。前者想依仗后者，而后者却要批评前者，前者不能忍受，便要举起屠刀，以使后者闭嘴、服从。然而，自由地批判统治者，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知识分子的权利。没有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无从进步。当年的司马昭当然不会明白，那么在今天，我们又是否可以容忍嵇康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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