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四千年前，我国实行过被后世传为美谈的“禅让制”，它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在部落联盟内推举首领的一种制度。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我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例子。
许多人对这一事情深信不疑，连教科书上也将“禅让制”作为原始民主制加以推崇。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禅让制”虽然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性，但绝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完美。从某种意义上讲，“禅让”中也带有强迫和流血的味道。
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三个大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方的炎帝部落，东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黄帝部落。他们为了争夺生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后结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里，设有一个联盟议事会来管理日常事务。各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是议事会的成员，议事会设有首领一至二人，具体执行议事会做出的决议。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决联盟内的纠纷外，还有权决定对外战争与媾和。议事会首领的产生和继承，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推举。
由于这种制度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是产生在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那么联盟首领的推举，就不可能没有斗争。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后继人的问题时，讙兜推荐共工，尧虽不同意，还是让他担任工师之职，以考验其才能，结果不行，大家又才推荐舜。
尧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结果证明舜的确是一个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于是尧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了他，自己退居一旁养老。这就是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
“尧舜禅让”虽然是一段妇孺皆知的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但史书中开始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其间隔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反对的意见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畏劳说，也就是“逃避劳动”的说法。有一些学者认为尧让位于舜没有那么神圣，只不过是尧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个人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
关于这个观点，韩非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当权者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可以养尊处优。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屋顶的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而且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经常大腿被磨得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没有汗毛，生活连普通人还不如。
所以，古代的让天下，只不过是当权者想远离奴隶般的辛苦， 他们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庄子》《高士传》等书里就记载了让位不成功的事件，比如尧让位许由，结果被人家认为是脏了自己的耳朵;想让位给子州支父，结果人家说自己刚好得了忧郁症，没心情治理天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慷慨的帝位赐予，看来这“禅让”似乎并不如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庄严。
第二，拥戴说。荀子、孟子是这种说法的拥戴者，他们认为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位。
那么舜是怎样获得天下的呢?荀子说，他们是靠本身的道德来赢得人心的;孟子认为，那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与否，民众和诸侯一起拥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过是粗浅地猜测和附会而已。后来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让他争取到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可，而后来八年的摄政，更让他凝聚了人气。这个时候，尧其实已经被架空了，舜接位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种没有阻挠的“拥戴”，与几千年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几乎如出一辙。
第三，篡夺说，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也极高，是“拥戴说”的后续。这种说法的支持者认为，舜是直截了当地从尧的手中多了权，根本不存在禅让一说。
《史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尧在位期间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叫作“举十六相”—这显然是扶植亲信。与此同时，舜除掉了尧重用、信任的姒鲧、共工、三苗、讙兜，历史上叫作“去四凶”。舜赐给“四凶”的丑恶的绰号和不同的罪状是：姒鲧—梼杌(罪状：治水无功)，共工—穷奇(罪状：淫辟)，三苗—饕餮(罪状：不遵王命)，讙兜—混沌(罪状没有记载)。
梼杌、穷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时候出了名的猛兽，多用来比喻恶人。其实事情很明白，他们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过是舜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已。而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尧，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还有尧的结局。尧让位以后，本以为可以安享天年，因为他毕竟是舜的岳父。但当他交出权力后，舜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他流放(史书记载是出巡)，死于途中。
而《竹书纪年》等史书中确定的指出，尧不是死于途中，而是被舜放逐到尧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韩非子·说疑》篇里有这样的感叹：“古之所谓圣君明王，都不过是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也。”
根据史料记载，舜晚年也学尧将政权禅让给禹，然后起程南巡，那时候他已是近百岁高龄了，最后死于苍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这个消息后，来到湖南一代，悲痛地抱着竹子，放声痛哭，眼泪滴到竹子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斑痕，后人称这种竹子为“斑竹”，也叫“湘妃竹”。后来，两姐妹不愿苟活在这个世上，相继投湘水自尽。
舜的结局看起来跟尧如出一辙，却经不起推敲。试想，几千年前的苍梧一带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没有强邻劲敌，交出权力的舜实在没有南巡的理由。
再说，舜把都城建立在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市，与苍梧相距数千里，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需要几年时间才有一个来回。这对于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舜来说，即使有心视察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个解释，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在史学家以及儒家的笔下，“禅让”被描述成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景象，但尧舜禅让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那个年代的民风是否真的如此淳朴，以至于出现尧甘心让位的高尚举动，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各种有限的史料来看，其中疑点重重，也许历史的真相会让我们大跌眼镜也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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