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于明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史》中评价袁死后“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袁也因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引起后世的贬褒不一，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袁推崇的宁远—锦州防线是否有效，与清议和是否投敌，擅杀毛文龙是否合理。

　　对于这些争论，我将依靠《明史》进行分析，提出个人浅薄的看法。《明史》定稿虽然经过康熙的修改，许多地方出现了变动，但其成书时间离明朝较近，又由官方指认定版，享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源，因此将作为我行文的首选材料。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袁微时就乐于与边塞老兵交谈，了解边境要塞的情形，常自称有处理边防事务的才能，自诩给足钱粮，其一人可守关。后来单骑出关巡视考察山海关内外地形，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从文官佥事一步步提拔到蓟辽督师。

　　袁崇焕初任监军时，就敢于蔑视上司经略王在晋。这种蔑视既然记录在案，那就不是平常发发牢骚，必然是时常在人前提起。宁远大捷之后，意志渐渐骄横，又与大将满桂不和，迫使其调走回朝。崇祯即位后，召其陈述兵事，袁一时激动，竟说出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事后经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失言了。通过《明史》记载的这几件事情，一个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甚至有一些骄横的年轻将领形象跃然纸上，排除后世史官的刻意抹黑的 因素，还是可以看出袁睥睨物表，颇为自满的个性。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

　　袁崇焕的自信源于才干，他的才干支撑着他驻防边境时大有作为，而取得的胜利又反过来使其更加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的刚愎自用，他能够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明军和清军的实力差距。制订了符合当时国情军情的复辽策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同时在战术上指出：兵不利野战，袛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军经过萨尔浒一败后，精兵良将死伤败亡数万，大明后期最精锐之师就此覆灭，实力士气均受到重大创伤，各部均不敢再与清军野战，士兵有强烈的畏敌情绪，由此可知利用坚墙大炮防御制敌策略非常符合当时的国情，同时也是唯一可选的政策。

　　袁的防御政策并非一味的龟缩不前，而是以防代攻，练兵筑城，逐步发展。在巡抚孙承宗的领导下，修筑宁远重镇，大兴屯田，以此为基地向北扩展，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右屯等地。在战略上形成了关宁锦防线，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构筑了三道防御纵深，这是机动防御的前提。而这三大防线是袁时常被人议论其军事才略的重点所在。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便是这一防线正确性的最好例证。

　　天启五年，孙承宗被免，接任的经略高第放弃宁远一线，撤回山海关，袁崇焕不从，率孤军奋守宁远一城，激励将士百姓。同时下达命令，若有将士逃回后方前屯和山海关，格杀勿论。袁在无援军相救的情况下，孤军击退清军近十万人马，足以说明这一防守策略的必要和正确。倘若能按照袁的设想，在宁锦线布置数万人马，屯聚充足的粮草军饷，保持与蒙古朵颜部和插汉部的制衡，清军很难突破这三道防线。

　　清军攻前线，后方山海关一线可伺机相助，宁锦大捷便是如此;清军若绕过宁锦前线直攻山海关那便是犯了兵家大忌，哪有在敌人防御严密时跳到敌人中间去攻击的道理。经过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努尔哈赤在中途死去，皇太极遭遇闭门羹，只好转换策略绕道蒙古进入龙井关、大安口，越过蓟州往西，直逼京城，但袁早有先见之明，两次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提醒朝廷防范京师北面防线，却并未引起重视。由此可见，关宁锦防线并非鸡肋，在当时已经山河飘零的明朝显得极为重要。

　　常有后世学者攻击袁崇焕私通清朝，与其议和，这件事情也导致他最后被崇祯下狱凌迟。明王朝虽然一直被后世尊为“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然而政治国事不是几句口号可以支撑，也并非满腔热血、一鼓作气便可发达。更多的是需要灵活，政治的灵活性对于信奉实用主义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明王朝在后期就多次寻求与清国和议，同时崇祯也多次想迁都南下，只是各种原因阻隔而未能成行，并非像像一些历史剧所演，一句祖宗的规矩不可变那么浅薄。

　　天启六年八月，也即宁远大捷后七月左右，努尔哈赤死，袁派人刺探虚实，这是袁第一次以议和名义与清军接触。而皇太极此时刚登位不久，同时想剪灭朝鲜袭扰，便同袁议和。趁此空闲之隙，袁便大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时派军牵制清军。第一次议和可以看出袁并非倒向清军或者留有后路。朝鲜、毛文龙相对而言并非主力，袁派军牵制清军尚可认为仅仅做出样子，但若袁有倒向清军之心，为何趁此之际修缮前线三城，这一行为符合他一贯的防御纵深构思，同时也表明他在做长期对抗清军的准备，因此第一次议和袁非有二心，而是在争取战略时间。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同年十一月，皇太极进逼京师。朝野震动，朝中大臣认为认为袁此前与清军和议后，清军攻打降服朝鲜，再加擅斩毛文龙，清军便无后患之忧，大举入侵。二者时间相隔不远，崇祯很难不对袁产生怀疑。至于史书记载皇太极放一太监施展反间计，则大不可信。此为袁第二次和清军有接触，但观前后事，袁不可能勾结清军。

　　首先，袁多次出入朝堂，是谓心怀坦荡，根本未作叛变打算。

　　其次，袁下狱后，祖大寿害怕被株连投降清军，可袁仍愿意修书劝其归来，而祖大寿同样也愿意归回，说明袁和祖从未有叛变之意。，倘若袁私下真同清军接触，那也如同第一次一般，是缓兵之计。这些都为《明史》所记载，不可不信。观察袁前后所作所为，叛变投敌之说实属诬蔑。

　　袁崇焕最令人诟病的事情便是擅杀毛文龙，袁被定死罪其中一条罪名便是如此。这一段在《明史》上记载十分详细，可见此事的影响之大。袁此人颇为自负，做事雷厉风行，意气风发，甚至有一些独断专行，其性格决定了他行事风格，也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当监军时，因查核到虚报名额的部队，便不经流程，直接斩杀了一位校官，此事还引起孙承宗的斥责。

　　后来被崇祯召见，一时意气，说出五年复辽的豪言。了解袁的性格后，便可分析出其杀毛的动机。袁恨毛文龙耗资无数，抗衡监管，多次袭扰清军却未能达到相应的牵制效果，后又私通清军，徘徊观望，行为举止不当，总结出十二条罪行斩杀毛文龙。事实上十二条中，冒领军功，杀民充数，多领军饷，任人唯亲等等是当时明军中非常常见的现象，朝廷不是不知，但念在毛文龙经营海岛多年，牵制清军有功，即使多耗粮饷不愿也无法追究。其中只有第十二条最为严重，“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毛的行为如若放在平时，早就锒铛下狱，但在当时内忧外患之际，重用毛是不得已之举，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袁早就有心杀毛，同时相当看不起毛文龙，多次指责毛乃一介平民，才识普通。虽然毛确实该杀，但当时不是最好时机，同时袁也并未做好万全准备，未考虑到毛死后东江镇的安排处置。毛文龙经营东江多年，事实上已经形成军阀割据，手下军队均为其嫡系亲信。袁斩杀毛后，十分担心其手下造反，并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处置其手下部队，史书上记载体现其处置十分仓促，杀了毛后派遣毛手下大将和其子孙统领其部队，又上书多发军饷慰劳其军。但因主帅已死，岛上人心浮动，手下多有叛乱离去。袁处置毛这一事很失水准，不应在此危亡之际擅斩主帅，并且未作万全准备，斩杀后处理十分唐突。斩杀毛三月之后，皇太极毫无后顾之忧，率十数万八旗军绕道直扑京师，前后时间相隔之近，朝堂百官不可不疑。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 ，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袁崇焕在明末精锐尽失、将士畏敌的形势下，能够担当起边防重任，制定合理的边防策略，在防御战中取得宁远、宁锦大捷，牢牢稳固辽东防线，守卫京师有功，其军事才能堪称名将。但是其为人颇为自负，对上不能尊重，对同僚不能团结，擅行不顾，武断斩杀边防将领，依赖崇祯的信任，过多的挑战崇祯的忍耐底线，也反映出其政治经验的不足。另外又有一事可以反映出袁政治经验的欠缺，袁守边时，粮饷充足，同时深得崇祯信赖，督师蓟州和辽东。皇太极率军从蓟门直逼京师，在程序上这也算袁的防御不周，可袁毫无知觉，率军回援京师，自认护驾有功，实不知崇祯对其早已不满。

　　袁身负将才，行事不够老道，政治经验颇为不足，并非全才。但在明末危急存亡的时刻，袁这样一个已经具有抗清声望和经验且毫无私心的将领已不可多得。当是之时，孙承宗已老，卢象升力不足，孙传庭、洪承畴之流无抗清经验可言，明朝已无边防大将可用，杀袁可比自毁长城。

　　试问袁若能长守关宁锦防线，抗击后金，且不论消灭金军，仅维持防线稳定，再选良将镇守蓟州镇，防范金军绕关直抵京师。洪承畴、孙传庭之辈平息内部叛乱，熬过气候异常的灾年，君臣同心，重聚实力，再与清军较量胜负未知。在古代，皇帝一人的能力和性格便决定了国家兴衰，民族存亡。崇祯皇帝虽非亡国之君，但也不是救国之君，喜杀无常，事必躬亲，任人多疑，有始无终，挫败不起，庄烈帝若无上述性格缺陷，大明岂会半道而终?

　　历史不容想象，逝者如斯，后人只能叹息，提醒后人记住教训就是我辈爱好史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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