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这种衣服不但浪费布料，而且在行走时异常笨拙、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无所谓，但在战场上就麻烦了，因为战场上讲求的是行动迅速、灵活机动，衣服太长太宽，跑起来拖泥带水，特别不方便，很多中原士兵在与胡人交战时，就因为受衣物所累，被胡人追上，或当场被砍死，或做了俘虏。
相比之下，胡人的衣服则非常有优势，他们穿的是短衣窄袖，行动起来方便快捷，因此在战场上总是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差别的，是赵国国君赵雍(即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看到了问题所在，便思考变革的方法，最终决定向胡人学习，改变现在的服装式样，改穿胡服，并学习骑射。
如果放在现在，“向对手学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意识，在人们普遍的思想观念中，“中原王朝”的文明是最好的文明，化外之邦的“蛮夷戎狄”都是野蛮人，我们岂能向他们学习呢?
因此，武灵王意识到了变革一定会受到阻力，便与大臣楼缓商量这件事。他对楼缓说：“要想成就高于世人的功名，就一定会有抛弃世俗的连累。所以，我打算改穿胡人的服装，你看怎么样?”楼缓想了想，没有提反对意见，表示同意。
武灵王又去征询另一个大臣肥义的意见，对肥义说：“我改穿胡服是为削弱敌人，既可减轻民众制作服装的劳力，又能增强战斗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自古以来，敢于创新的人，总是会遭到民众的抱怨，现在我想改穿胡人的服装，练习骑射，可大家一定会反对我，我应该怎么办呢?”
肥义听罢说：“追求高德行的人不会附和世俗，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会谋求和凡夫商议。既然您的变革有利于国家和民众，那还犹豫什么呢?”
得到了两位大臣的支持后，武灵王坚定了改革的意志，便宣布实施改革：全赵国境内改穿胡服，练习骑射。
果然不出所料，此决定一经宣布，便遭到了几乎所有王公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赵文、赵造、赵俊、周袑等王室成员及国家重臣，都纷纷站出来反对武灵王的主张，认为武灵王改穿胡服之举有违祖制，向胡人学习，有自轻自贱之嫌，只有遵循旧制才是正当的选择。
赵成是武灵王的叔叔，在众大臣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的观念，能左右众大臣的观念。可是，当改革措施宣布后，公子成却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和众大臣一起反对侄儿的改革;而且，为了表达自己坚决反对的决心，竟然假称患病，不来上班了，以怠工来进行抗议。
武灵王一看，感觉到此事阻力太大，但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必须坚持。他知道叔叔赵成在众大臣中影响非常大，如果能争取到他的支持，改革基本就成功了。所以，他便派了一个叫王緤的心腹到赵成家探问，同时转达他的话。
王緤便来到赵成的府上，代表武灵王问候赵成，并以武灵王的语气对赵成说：“我已经穿上了胡服，要这样来朝会群臣，希望叔叔也穿上它。我之所以决定改穿胡服，并不是为了纵情享乐，纯粹是为了国家强大的目的。如今我发布命令改换服饰而叔叔不穿，天下人就会议论纷纷。因此希望借助叔叔的威信，来成就穿胡服的功业，特派王緤去谒见叔叔，请您改穿胡服!”
赵成听完王緤的话后，不悦地说：“中原各国是聪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货积聚的地方，是贤人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实施的地方，是《诗》、《书》、礼、乐得以应用的地方，是远方人奔赴观光的地方，是蛮夷倾心向善的地方。现在君王抛弃这些而穿着远方的服饰，更易古时的教化，改变古时的常道，悖逆民众的心愿，激怒学者，远离中原各国传统，因此希望君王三思而后行啊!”
显然，赵成这个花岗岩脑袋，轻易是砸不开的，如果想要使它开窍，必须用重锤猛力敲击才行。于是，武灵王决定亲自到叔叔家去做说服工作。在战国时代，是特别讲究礼节的，赵成虽然是武灵王的叔叔，但他仍然是武灵王的臣子，因此，君王不惜区驾亲自登门看望臣子，这是极重大的礼节。武灵王就是想以此来感动叔叔，让他放弃保守思想，支持自己的改革。
于是，武灵王亲自来到赵成家看望叔叔，同时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叔叔啊，服装是为了方便穿，礼法是为了方便行事。不知道的事不妄加怀疑，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不随便否定，应该博采众家之长以求完美。改穿胡服、练习骑射，是为了防备临近的边疆。这是利国利民利万代千秋的益事，您作为老臣，作为我的叔叔，应该支持侄儿才对啊……”
武灵王滔滔不绝耐心细致地为叔叔分析利弊，摆事实、讲道理，终于使赵成开了窍，表示要支持侄儿的改革，他说：“我愚昧无知，没能明白君王的深谋远虑，竟敢称道世俗的见解，这是我的罪过。现在我明白了，我完全赞同君王的主张!”有了叔叔的支持，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那些守旧的大臣，一看赵成都穿上了胡服，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也都穿上了胡服。就这样，在经历了重重阻碍之后，“胡服骑射”的改革得以推行，此举大大改变了赵国人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赵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够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
这是我在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中读到的史料，读完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历朝历代的改革，都会遭到反对，所以戊戌变法才以失败而告终，但戊戌变法之所以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是因为变法措施损害了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因此他们起而反对，也可以理解。
但“胡服骑射”这件事，完全是不损害任何集团利益、且利益如此明显的一项改革举措，却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强烈反对，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这印证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某些抱着正统思想不放的士大夫的观念里，改革就是“洪水猛兽”，某些士大夫集团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在中国，变革之难，难于上青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鞅会车裂而死、谭嗣同等六君子会血染菜市口刑场了。正如柏杨说的：“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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