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七帝中，奠定基业，一生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却历来有个公认的评语：残暴。这个评语，自然来自于其执政一生，大肆屠戮开国功臣的历史，民间评书里“炮打功臣楼”的说法纵使夸张，不夸张的确是至洪武末期，群星荟萃的大明开国功臣们大多获罪身死，“虎兔死，走狗烹”的真实史实。所以在各类评书演义，乃至影视作品中，这位开创一代盛世，文武功业骄人的大有为之君，多是阴狠毒辣，冷酷无情，残忍暴虐的“暴君”形象。
而时下也有许多替朱元璋“翻案”的说法，认定朱元璋在位时期屠杀功臣的行为，乃是“重手肃贪”，屠杀的结果，是带来了大明朝的“吏治清明”。而遭到屠杀的“功臣”们，则一个个被贴上了“横行不法”的标签，“暴君”朱元璋，俨然成为不徇私情，铁面无私，重手惩奸的“正面”人物。
是惩奸肃贪，还是屠戮无辜，功过是非，还是从历史的真实记录里找答案吧。
说“惩奸”，自然要说到洪武时代，开国功臣的种种劣迹，这些，恰是之前关于朱元璋的研究中，素来注意不多的。
说“劣迹”，就要结合一下在朱元璋草创时期，刘伯温为进献的“九恶论”。论中的斑斑劣迹，皆是农民起义军常有，出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麾下各路将领，也自然无法避免，因此才有了后来朱元璋打天下时“定军规”，以严刑峻法重手整治。待到大明开元建国后，众功臣皆封爵赐禄，各个荣宠无比，但毕竟“本性难移”，和平年代的“温柔乡”里，种种劣行的死灰复燃，也是历史上真实的史实。
仅举几个例子：永嘉侯朱亮祖，史载“所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出镇广东时，接受当地恶霸贿赂，贪占民财，在受到番禺知县道同劝阻后，竟怀恨在心上奏章诬陷道同，导致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清官被朱元璋赐死，酿成冤案。淮安侯华云龙，总兵北平时竟霸占元丞相脱脱府邸，并收纳前元宫廷器物，封建时代，这是“大不敬”之罪。延安侯唐胜宗，征战时期就多次“掠人妻女”。镇守广西龙州时又曾“敲诈番人”。吉安侯陆仲亨，“铁面御史”韩宜可曾弹劾他镇守临清时“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后来更成为胡惟庸心腹，助其构陷排斥异己。定远侯王弼，御史齐鲁曾弹劾他“好敛财，侵占国税”，结果遭其报复，罢官回乡……
位极人臣的“国公”们也不例外， 劣迹最多的当属后来“胡蓝案”的主角，“凉国公”蓝玉，素来据功骄横，在各处“蓄田养子奴”，其名下收养养子千人，皆仰仗其势，在民间横行不法，比如曾在山东聊城侵占民田千亩，聊城巡按御史汤俊上门质问，竟被他乱鞭打走，平定云南时，劫掠昆明府库，掠夺大量珍宝，后来平定北元时，“私占财宝驮马无算”，甚至奸污了北元太子妃。班师回朝时，更下令属下将士强攻边关，“破关而入，士卒死亡数十”。
由此可见，在大明开国之后，功臣宿将们的不法行为，确为明王朝曾经发生的事实。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事关龙位是否稳固的问题，自然要格外重视。
当然，在诸多“劣行”中，也有许多功臣居功不自傲，奉公守法如一，留下了千古美谈。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开国武将之首，“徐国公”徐达，虽位极人臣，却谦逊如初，时常训诫子女“不得倚势凌弱，败坏门风”。统兵数年，军规森严，严令“有违令扰民，必戮以殉”。南征北战时，从不趁势劫掠，“和平年代”更为官清廉，经济上不贪不占，其墓志铭上“妇女无所爱，财报无所取”。诚为公允。“曹国公”李文忠也不差，与徐达一样，他治军严格，爱兵如子并严禁扰民，身为朱元璋外甥，在朱元璋猜忌功臣，几次削夺他兵权仅授闲职时，皆毫无怨言，“恂恂若儒者”。可谓是与世无争。另一位“堪称朱元璋“发小”的信国公汤和也不差，在北平，延安，山西等地练兵守备，招募逃荒流民，后来又出巡山东，浙江，防备倭寇，历年来勤勤恳恳毫无懈怠。恰如明时文臣茹太素所说：“承平之世不失勤恳本色者，信国公也”。
而这几位在和平年代颇有“善声”的功臣，也最终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劣迹”和“善声”都一一列举，且让我们看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具体过程。
在洪武十一年以前，尽管各地遍多有弹劾功臣不法的奏章报上，但朱元璋的反应是多“以此训诫”，甚至许多检举揭发的官员还遭到朱元璋惩罚。这一时期，真正遭难的功臣有三个，华云龙，廖永忠，刘基。其中华云龙正是因为占住脱脱府邸，以及擅自使用元宫廷物品，以“违制”罪召回京问罪，在路上去世，历史学家谈迁考证，是被朱元璋派人毒死。至于廖永忠，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他曾奉朱元璋命，在瓜步害死小明王，终让朱元璋“名正言顺”的称帝。被赐死的罪名和华云龙一样是“违制”，但结合前情，更有“灭口”的嫌疑，清朝历史学家李铭汉评价这二人之死时认为，此举“意在震慑权臣也”。震慑的对象，就是彼时权倾朝野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
说胡惟庸，即引出震撼明廷的胡惟庸案，以及明朝第一谋士刘基之死。
作为大明开国第一谋士，刘基的建树颇多，“九恶”由他所创，其进献的《十八策》更是朱元璋此后平天下的基本步骤。杀小明王，也是他向朱元璋进言，但对于这样一个思维缜密眼光卓绝的人，朱元璋自然既用之又忌之。而做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宣国公李善长，对刘基也是颇多排挤，刘，李二人明争暗斗数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刘基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辞官归乡，而李善长也在朱元璋的软逼下因“健康状况”退休，取而代之的正是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
朱元璋对胡惟庸颇为信任，一者胡惟庸也是“淮西老乡”，常年在身边担任“文书工作”，可谓知根知底，二者胡惟庸在战争年代，虽不似诸多文臣武将那般立有“奇功”，但长年协助李善长安抚地方，发展生产，也出力颇多。既有能力，又无“功臣履历”，又是淮西老乡，更兼办事听话，这样的人自然容易“操纵”，于是多年来飞黄腾达，至洪武十年(1377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
而作为淮西派的人物，胡惟庸对非淮西派的刘基自然不能容。不久之后，退休的刘基就被诬陷与人争一块“有王气”的田地而遭申斥。而真正导致刘基遭祸的，却是胡惟庸对朱元璋的进言：“江浙士林多曾附逆(张士诚)，且朝廷对之课以重税，倘有宵小之徒拥刘基为首作乱，天下恐又生事也”。一心保身的刘基做了最后的努力，以“诉冤”为名搬家归京闲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患病，朱元璋遣胡惟庸赠药，于二月中身死，世人多言被胡惟庸借机害死，观来龙去脉，授意者实为朱元璋。
而纵览刘基之死，可见朱元璋一生最在意的只有一事---专权。而后胡惟庸为相，大权独揽，朱元璋对其颇多信任，多次觐见时甚至命其贴身而坐，谈笑生风。荣宠日甚下，胡惟庸越发飞扬跋扈，对下，大肆结交因各种不法行为遭朱元璋惩罚，心怀怨恨的功臣唐胜宗，陆仲亨，费聚等“骄兵悍将”，对外大肆收受贿赂，史载其家整日“车马盈门”。各种不法行为，言官们当然弹劾，胡惟庸则一面打击陷害弹劾自己者，一面在言官中树立私党，与御史大夫陈宁结成同党，凡是不利于己的奏疏，一律瞒报扣押。连战功卓著的徐国公徐达也曾被其构陷，甚至收买徐达家人欲除之而后快，专权如此，素来严苛的朱元璋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凡敢弹劾胡惟庸的官员一律重办，连“铁面御史”韩宜可也险些下狱身死。
大元帅徐达向朱元璋力陈胡惟庸罪恶，却被呵斥“莫诽谤朝廷重臣”。日久天长，军队，言官，地方，皆被胡惟庸安插了亲信，诸多“淮西旧将”也与其结成了同盟，朝堂内外，编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岂料如此“盘根错节”，却顷刻覆灭。
覆灭的开始是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开始，先是胡惟庸因儿子坠马怒杀马车夫，遭朱元璋追查，继而占城国入贡，胡惟庸却未及时上报，朱元璋震怒，下令追查，一追查就“顺藤摸瓜”，大批党羽被查出，加上胡惟庸同党御史中丞涂节临事惊慌，找朱元璋“自首”然后撒网抓人，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陈宁，涂节等首犯被杀，“人死账不烂”，追查余党的工作之后持续了数十年，包括费聚，陆仲亨，唐胜宗等“开国功臣”皆被屠戮，最后被杀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90年)被满门抄斩的开国六国公之首李善长。胡惟庸死后不到一个月，朱元璋即废除丞相制，从此建立了高度独裁的统治。
震撼洪武朝的胡惟庸案，持续近十年，处死一万五千人，几乎都是开国功臣宿将，但请注意，虽也有诸如太子朱标的授业恩师宋濂这样的无辜者(被流放)，但大多数牵涉其中的，多是“淮西派”李善长一脉的文人以及中层军官。而说到屠杀的原因，观胡惟庸的行为以及诸多功臣的劣迹，固然该死，但真正的目的，却还在朱元璋的一句话：“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对刘基念念不忘，因刘基足够洞穿一切的眼光，对胡惟庸的荣宠甚至放纵，只为放线钓鱼，一网打尽。对李善长的秋后算账，则是要根绝后患。彻底掐灭淮西一脉文臣。一切，都为了直接掌控到那一人之下的权力---相权。李善长，刘基，胡惟庸，只是他实现“躬览庶政”目的的小棋子。
在这里顺便说一个人：永嘉侯朱亮祖，在洪武十三年镇守广东时，与当地豪强勾结，使朱元璋冤杀番禺县令道同，朱元璋察觉后，被逮捕入京，父子二人在金殿之上被朱元璋持鞭活活“抽死”，死后竟也被归入了“胡党”，胡惟庸案株连无辜甚多，而他，或许是最不冤枉的。
四
要“躬览庶政”，除了“相权”外，与之同等重要的，就是军权，由此有了另一大案---蓝玉案。
其实早在蓝玉事发前，屠戮的“前奏”就打响了。此时已是洪武朝中后期，战功卓著的徐达，李文忠两位“大帅”早相继病故，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刚刚在辽东会战里迫降了北元太尉纳哈出，为大明收复东北大地的老帅—宋国公冯胜，因“私藏良马”之罪被逮捕，随后拘家软禁。常年担任副帅的少壮派将领蓝玉就此“转正”，成为明军中的第一人。次年，蓝玉，王弼率十五万人远征北元，历经风餐露宿，行进数月，终于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捕捉到北元主力，一番恶战，俘虏北元“黄金家族”宗亲3000人，士兵70000人，数日后，窜逃的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瀚难河被宗室也速迭儿杀害，残喘漠北的北元帝国彻底灭亡，其后，蒙古分裂成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大部，虽在其后200年间也曾骚扰中原，却终未再成明廷致命威胁。捷报传来，朱元璋大为高兴，赞道：蓝玉，“吾之仲卿，药师也”。以汉朝名将卫青，唐朝名将李靖将之比拟，可谓圣眷正隆。
但功勋卓著的蓝玉终复制了胡惟庸相同的脉络。大胜之下，横暴贪婪之性尽露无余，先是贪占缴获的北元物资，继而强暴了北元太子妃，回师路上又炫耀武力，强攻边关隘口。朱元璋下诏褒奖，却嫌封赏太少，张口质问：“难道我的功劳不足封太师吗?”行为之骄横固然不可思议，但联系他之前鞭打御史强占民田的“光荣事迹”，可见这是他的“真性情”。对这真“性情”，朱元璋如对胡惟庸一样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封其为“凉国公”，但一个“凉”字，却也为后面的“秋后算账”埋下伏笔，蓝玉却全然不知，之后几年，他陆续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造反，又率军西征哈密得胜，大明四方总算“天下太平”，蓝玉的灾祸，却从此来了。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献控告蓝玉谋反，继而大狱再兴，平定云南的颖国公傅友德，平定东北的宋国公冯胜，捕鱼儿海战役中蓝玉的副将王弼，均相继被株，连带被杀的又达一万五千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尽是沙场功勋卓著的“名帅”们，而在蓝玉伏诛后的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再次改组“五军都督府”，位高权重的“大都督”们仅剩空衔，国家兵马后勤调度管理大权，从此牢牢掌控在皇帝直接操纵的“兵部”。所以探究“蓝玉案”，有说蓝玉“跋扈”招祸，有说是因朱标之死，朱元璋担心“太孙”朱允文难以掌控局面，故而提前为他扫清障碍。但根本原因，却还在“躬览庶政”四个字。
而在洪武朝这场持续二十年的血雨腥风中保存下来的功臣，方法也各有不同，徐达过世比较早(洪武十五年去世)，汤和常年在外守备，特别是身担东南沿海“防倭”大任。常遇春英年早逝，但其子常茂也被控多有“不法”，但最终被安置在龙州留得一命。纵览他们能够明哲保身的原因，除了人品正派，善举不断外，其实就是四个字：听话，不争。
而在后人论起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恶劣后果时，无不提到他死后的靖难之役，普遍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朱元璋屠戮功臣，导致朱棣起兵时，建文帝朱允文面临无兵可用的局面。然而事实是，朱元璋并未预见到朱棣会举兵叛乱，却也为朱允文留下了国家有战乱时，可堪信任的能将：耿炳文。他的作用，我们独立开篇讲。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大明开国洪武皇帝朱元璋过世，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尸骨未寒，即迎来一场席卷北中国的血雨腥风：靖难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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