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对六世班禅礼遇有佳

  清朝皇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对黄教领袖一直礼遇有加。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来到北京觐见清朝皇帝,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中,五世达赖这样记载:“……我下马步行, 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 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间安。之后, 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 令我在距他仅一度远, 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 谕令我先饮, 我奏称不敢造次……”

  《宫中杂档》中也有记载:“十二月……达赖上谒。上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后,上复登御座,侧设达赖座,奉温谕令登座吃茶,询起居。达赖即于座前恭请圣安,陈述前后藏情形。赏赐筵宴。由部库赏拨银九万两。”

  这样看来,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下并不觉得乾隆是个糊涂皇帝。乾隆时期,清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喀尔喀、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控制。雍正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实际上,乾隆对班禅的礼遇也是同他“中外一家”的政治思想息息相关,乾隆四十六年赐给八世达赖喇嘛的金册上即言道“联抚临寰宇, 中外一家,亦赖梵教广宣, 能仁普济”。朝鲜作为清朝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朝贡国,对清朝皇帝而言是藩臣,所以对他们“累加恐喝”也说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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