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的光辉事迹 革俗汉化和御驾南伐
2016-12-19 09:43:59 拓跋宏 冯清 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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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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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

  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拓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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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十七年(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北魏孝文帝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

  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孙和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

  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南迁洛都

  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

  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

  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线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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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革俗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代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

  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10]

  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是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拓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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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平定反叛

  太和二十年(496)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

  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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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

  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元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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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陵太和二十三年(499)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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