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老婆看成器物一般出租给另外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
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老婆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开来，竟然成风。作者蒋晗玉在《书屋》2008年第11期着文说：“无论是典妻仍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体现了丈夫对老婆的绝对占有，女人对男人的人身凭借，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服从丈夫的处理，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这个买来卖去的具体过程是如何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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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多夫制的变异
田壮壮的记载电影《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个赶马人称自己的伦理上的“嫂子”为“姐姐”，本来小伙和哥哥是共妻的。他们淳朴地、心安理得地面临这样一种生活，或者叫做生活方式，这种融洽是曾经的非血亲之间的“打伙共妻”现象所不能比的。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
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正，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后面还有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典妻”又称“承典婚”、“借肚皮”、“租肚子”等，指的就是借妻生子，为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与现代社会“借腹生子”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中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域，特别是浙江各地，如宁波、金华、舟山、绍兴、湖州等地，从宋元以来一直流行。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述即浙江农村的一个典型的典妻故事。
“质妻和雇妻”现象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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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呈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老婆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老婆，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
自己的临时老婆，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老婆的现象更为普遍。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5)，因为旱灾和蝗灾，老国民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佑元年(1086)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计其数。《元史刑法志》有如下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由此可见，元代时典妻之风已大盛，故统治者不得已而明文禁之。元世祖时，有大臣王朝专门为此典妻陋习上奏，请给予禁止。
典妻之风虽经元统治者力禁，但并未真正根除，到了明代依然流行。于是清代的法律也特别对此设条。《清律辑注》中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穷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可见典妻之风不仅不减，并且人数甚多。为了区别看待，因而拟定了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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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妻之风流行的原因
旧时典妻风的流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贫贱夫妻百事哀”：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欠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钱而穷困落魄者，丈夫无奈而租典老婆。此类一般由丈夫做主，而老婆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持久外出不归，老婆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老婆不育无出，征得老婆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仍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体现了丈夫对老婆的绝对占有，女人对男人的人身凭借，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服从丈夫的处理，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漆黑和道德伦理的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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