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凯瑟琳卡尔《慈禧太后油画屏》其中之一，纵163.5cm，横97cm1904年6月19日下午4点，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

　　大清帝国皇室特使溥伦及清国特使团，会同美术馆馆长、副馆长以及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另外几位成员正在恭候来自中国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当然，出访的并非慈禧太后本人，而是她的画像。

　　这就是当年访问了美国的慈禧太后替身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最高统治者的油画，而且是由一位美国女画家在北京完成的。

　　精致的箱子一个套着一个，“圣容”躺在最后一个有黄缎衬里的箱子里，上面盖着一块明黄色的织锦缎。这块织锦缎被隆重地掀开，画像的揭幕礼完成了。

　　溥伦提议为皇太后陛下的健康和大清的繁荣昌盛干杯，于是到会者将起泡的香槟酒一饮而尽。这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

　　几天之后，这幅肖像对外开放，观者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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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会结束时，驻华盛顿的清国公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团将画郑重接往美国首都。慈禧太后认为，这 是件很好的送给美国的礼物。毕竟，为中国太后画一幅肖像去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是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提议，而具体担任这一工作的又是美国画家。于 是美国就收到了赠给它的有史以来为中国统治者画的第一幅肖像。

　　肖像到达华盛顿之后，清国公使梁诚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下来。

　　至此，中国国家元首对外国的第一次“亲自”访问，就通过一张油画完成了。

　　清廷对此次“圣容”出访极为重视，因为觉得普通铁轨枕木运送太后的肖像不合适，还从外务部到前门外的车站铺设了一段专用铁道。从北京起运后，沿途官员均以最高礼仪迎送圣像。

　　凯瑟琳卡尔记录此次盛事的回忆录《与慈禧太后在一起》(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中译《紫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1906年初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卡尔一共为慈禧画了四幅油画。送往美国肖像是穿朝服的，但慈禧认为着朝服太复杂，令人不耐坐，画第二幅像时遂改穿常服，拟将第二幅画放置在自己的寝宫内。

　　而第三幅画像，慈禧则穿冬季朝服，为了便于观赏，慈禧要求将这幅画的画面扩大为宽1。83、高3米。此幅慈禧油画像右下方，有卡尔亲笔签字及“1904”字样，至今仍藏在故宫博物院。

　　除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和故宫博物院保藏的第三幅外，其余两幅至今下落不明。

　　此一“油画外交”的始作俑者，是当时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Sara Conger)。康格夫人是位女权主义者，在驻华期间经历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以及此后中国新政改革等重要时期，她是当时对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持批评 态度的少数人之一，并以其真诚、热忱，建立了与慈禧太后及一大批清廷贵妇的友谊，是中国第一代“夫人外交”的核心。

　　庚子年闹义和团后，在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的维新派及莫理循等西方驻华记者的联合“围剿”下，慈禧的国际形象大坏，不少漫画更是将她的面目肆意歪曲。康格夫人认为这对慈禧和中国是不公平的。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她想出了为慈禧画像、然后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的主意。

　　她在1903年6月20日给女儿劳拉的信中说：“好几个月以来，我对报上那些有关皇太后陛下 的可怕的、不公平的漫画一直很气愤，同时越来越希望能让全世界看到她较为真实的形象。我想到了请求皇太后陛下准许与她讨论关于为她画肖像的事。太后同意让 一位美国女画家给她画一幅肖像，并那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Letters from Beijing， 中译名《北京信札》)

　　卡尔在其回忆录中(第10章)对康格夫人称赞有加，她提到：“康格夫人以她个人的首创，为在 中外女性之间建立友好的社交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她第一个想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公主和宫廷女官，美国公使馆是在北京的公使馆中第一个向宫廷女官发出邀请和 招待她们的。美国公使馆也第一个招待其他的中国贵妇人--官员和上层人士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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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慈禧的御前女官兼翻译德龄(Derling)的回忆录中也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这位相当西 化的御前女官，其父亲是曾经出使法国的裕庚。长期在西方定居，德龄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随其父于1903年调任回国后，就一直在宫中担任慈禧的翻译。德 龄在她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紫禁城两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1912年由纽约Moffat，Yard&Co出版)中提到：

　　康格夫人这次来，有一项专门的目的，就是请求太后恩准，让一位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来替太后画 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去，好让美国人民能够荣幸地瞻仰太后的懿容……太后的表情似乎很惊讶……于是我就详细地解释给太后听，不过我知道太后不会懂得画 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太后还不曾给自己照过一张相。

　　我得解释一下，在中国只有人死了才画像，这样，既是对死者的一个纪念，后代子孙也可以借此祭 祀先人。我注意到，等太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个请求的时候，似乎有些惊愕。我不希望让太后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无知，就拉拉她的衣袖，说呆会儿再向她详细解释。 太后说：“现在就给我稍稍解释一下。”她这话是用满洲话讲的，与汉语普通话有所不同，客人不可能听懂。于是我也用满洲话跟她解释了一通。太后明白了这意思 后，就对康格夫人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允诺以后再给她答复。她对我说：

　　“你告诉康格夫人，任何事情我都不能一个人做决定，这她大概是知道的。凡有重要的事情，在做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大臣们商量。我必须处处小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叫百姓指责。我也不能不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

　　　　信中，对此没有十分详尽的回忆，而且对德龄还似乎充满了好感。但实际上，第二天上午，她们就闹了一场不小的别扭。这一天，德龄收到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她请求我无论如何不要鼓动太后拒绝卡尔小姐。她把信翻译给太后听：

　　太 后听了很生气，说： “谁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暗示说你讲了反对卡尔小姐的话呢?这倒被我昨天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你回信的时候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就用她对待 你的方式回复她，或者，更厉害点，你就告诉她，在我们国家，任何女官都不允许试图影响太后，另外告诉她，你还不至于这样卑鄙，会暗地里使坏。如果你不愿意 这样说，那就只说卡尔小姐是你的私人朋友，你从来就没想过要说任何对她不利的话。”

　　德龄回忆道：“我照平常的方式回复了康格夫人，尽量做到合乎外交礼仪。”

　　其实，画家卡尔是德龄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的朋友，这一层渊源也是促使慈禧最终同意画像的重要因素。

　　在康格夫人和德龄的努力下，慈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勉强同意画像，但计划只画两次，而对于一幅这么大尺寸的肖像画，两次当然远远不够。但在亲自看画家画了一回素描轮廓后，慈禧改变了想法，并喜欢上了卡尔，请她搬入宫内居住，还命令宫内都叫她“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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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姑娘”在宫中一住就是9个月，成为唯一一个如此近距离观察慈禧和中国宫廷生活的西方人士。

　　对于这次最初带着强烈政治目的、而后又被慈禧个人深深喜欢上的画像，清廷十分重视，并选择了黄道吉日开始动笔。

　　卡尔回忆她进入宫廷的第一天：

　　“8 月5日，我首次到中国宫廷觐见那天，我们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因为从京城到颐和园坐车 要走整整3个小时，而准时是东西方君主共同遵守的礼仪。我们觐见的时间是10点半，皇太后的肖像定于11点钟开笔;时辰与月、日一样，都是经过反复查考历 本、再三斟酌之后方才选出的，这一刻开始绘制皇太后陛下的画像被认为最是大吉大利。”

　　在 顺利地获得了慈禧的好感和支持后，卡尔开始逐渐融入到奢华而快乐的宫廷生活，但她随后就发 现，随着肖像的进展，自己连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观念形成冲突。她回忆道：“他们希望细部越详细越好，不想要阴影。如果只考虑太后一个人的话，她很有 鉴赏力，人也开放，最后总会给我更多自由;但她也不得不遵守传统，在绘制中国帝后的肖像时，传统和成规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循才行。……当我明白我将不得 不运用传统的方法来表现太后那异常吸引人的性格、将它平庸化时，我就不再对我的工作充满开始时的那种热情了。我头痛连连，内心反抗激烈，花了很大的劲才安 下心来做这不得不做的事。”

　　这一中西文化的冲突，在其后为慈禧作画的华士胡博 (Hubert Vos)身上又再度重演。当时卡尔已经完成画像并在海外引起轰动，而华士也已经为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袁世凯等朝廷重臣画像，慈禧主动约请了这位美籍荷裔 画家，从起初勉强接受女画家到此时主动联络男画家，慈禧在这方面无疑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开放的程度。但与先前的卡尔一样，华士也不得不放弃西方肖像画的一 些基本技巧， “总之，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华士在书信中向亲友抱怨。

　　但华士最终与卡尔一样，明白了中国人对领袖肖像画这一完全新生的事物的中国式意义赋予：中国领袖所需要的并不是一幅写实的肖像，而是一幅具有象征意义和富于寓意的纪念像。

　　凯瑟琳卡尔圆满完成了她的任务，从此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获得了慈禧太后和中国政府的大量奖励，并且无意间成为中国这第一段“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戏剧性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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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画外交”当事的几位女性，画家卡尔、外交官夫人康格夫人莎拉、宫廷女官兼翻译德龄，都留 下了回忆录。这些女性所撰写的回忆录，在西方史学界，长久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对此就十分愤怒，他认为这些女性回忆录的作者(还有英 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苏珊唐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慈禧太后，她们对慈禧给予了相当大的同情和理解，但“男性评论家对此 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 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

　　他 还特别指出，“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 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 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1908年11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在有关慈禧之死的报道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提到“美国女画家为皇太后写照”。在引用了卡尔对慈禧的描述后，《纽约时报》说：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她说的就是那位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本人。

　　正如康格夫人出于对妖魔化慈禧的不满，而推动了这一油画外交(我认为本质上其实还是美国外交使团出于美国国际利益和外交战略的考虑)一样，画家凯瑟琳卡尔经历了九个月的宫廷生活后，在她的回忆录中也用大量篇幅对妖魔化中国表达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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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于同一段历史，即使是亲身经历者，也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历史研究的常态，也是历史研究的难 点。在我所收藏和接触的大量有关晚清的西方文献中，主流固然是对晚清中国、包括慈禧和义和团运动的批判，但也不乏类似这些女性般的对西方本身、尤其西方居 高临下的对华态度(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的批评声音。这些微弱而略显另类的声音，当然还谈不上是对晚清中国的愚昧、腐朽的“翻案”(其实我个人认为其也不具备“翻案”的力量)，但这些声音的存在，使我们有机会能从另一个角度聆听历史，也提醒我们时刻对自己可能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保持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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