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死抱“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时期的浙江“东海夫子”吕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对吕留良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深为敬仰，于是在其著《知几录》、《知新录》中多有抒发愤懑的“悖逆”文字。

　　曾静还将思想付诸行动。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张熙于途中听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已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此事)。这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了将要“变天”的感觉。他决定以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商拟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岳钟琪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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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钟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汉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对他格外信任，当然会令他感恩图报。然而，“张倬”心存警戒，无论是套供还是动用大刑，均不肯实说。次日，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信以为真，于是将实情通通说了出来。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帝在震惊之余，一面作朱批赞扬岳钟琪，一面传谕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和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雍正帝的处理方式真可谓奇特：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的“十大罪状”。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大量“反面材料”公开成书。

　　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帝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张熙到陕西各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雍正帝作宣传。

　　然而，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违背父训，公开翻案，于十二月下旨把曾静、张熙二人凌迟处死。当初雍正帝的宽容，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而乾隆帝这样做，说明他极不赞成雍正帝对此案的处理。本来，禁毁谤书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立场与方法。

　　雍正驭人有术：对心腹官也不说实话

　　雍正皇帝的驭人之术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时(当时还是叫“胤禛”，为方便起见，本文且一律叫“雍正”)，建立了智囊团，养了一群谋士。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智囊，应该是沟通无间、坦诚相待，这样才能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雍正对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对他们的忠诚建议和“金玉良言”，不仅不轻易赞成，甚至还时时敲打他们、加以训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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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是那样底气充沛、义正辞严，简直就是圣人的化身。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但我们可别小看这种虚伪。在权谋社会中，这有时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人带来好名声、带来更多的支持者。雍正对戴铎“十启”的处理，可视为他矫情地呵斥下属的经典案例。戴铎是雍正豢养的一个谋士。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这个人做了一件让历史不会忘记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还是皇子时，给主子上了“十启”(十份建议)，劝主子去夺取皇位，并献上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办法。

　　对这些建议，雍正是怎样表现的呢?这位高明的主子表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戴铎上第一启的时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的关键时期，在这份折子里，戴铎说了许多表忠心、拍马屁的话，同时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广积人脉。三是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四是要多奖掖提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支队伍。

　　雍正内心里非常想当皇帝，对于这几条忠恳建议，却表现出一副很淡漠的样子。他的批覆大意是:这些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我若有当皇帝的心，断不会这样行事的，况且这(当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去追求?至于君臣利害、终身荣辱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个事情(当皇帝)。我只想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所以你就为我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居心和言语，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这段话说得很艺术，既把自己想当皇帝的心思掩埋起来了，又教训了下属。如果传到外面，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禄的圣人形象。这对于他自身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戴铎的第七启也写得颇有意思。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雍正要成就当皇帝的大业，必须找一处练兵屯粮之所。戴铎自陈愿意去台湾，“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对于这个建议，雍正更是大义凛然，将其驳斥了一通。雍正说:“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显然，雍正对戴铎这个折子里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但他难道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其实，他早就在西北边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年羹尧，哪里还用得着你戴铎?这借势一骂，又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了分。

　　再来说说戴铎的第九启。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康熙的宠臣李光地被从福建召回，传闻是为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铎怕别人当了太子，仗着与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听消息，并向其建言，夸耀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同时还对李光地许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戴铎此启主要就是向雍正汇报这件事，借机还分析了几个王爷的优劣和当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当然是无比忠诚地希望自己主子当上皇帝。雍正的反应怎样呢?只见他批道:“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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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批得很口语化，一副生气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现在眼前。这种生气当然是装出来的，他这一骂，把自己不想争皇位的姿态骂了出来，既可以让自己的兄弟们放松警惕，还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国文化讲究不争名利、以义为重，雍正对下属这样的训斥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雍正继位后，让人把戴铎的“十启”汇编成册存盘，其意大概是想让后人知道，自己并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铎这厮当年不断地劝我当皇帝，我不都是在骂他吗?

　　雍正玩权术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于对“十启”的批判。康熙晚年时，内心里极度渴望皇位的雍正爱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掩饰，以在众兄弟面前表明自己无意逐鹿皇位，松弛对手们的戒备。待继位并把异己排除干净后，他不仅拜了喇嘛高僧为师，还自己选刊佛学书籍，展现出虔诚的模样。但在现实中，他的苛酷严刻却是出了名的。各种武侠小说描绘的“血滴子”，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文字狱，无不诉说粲赫时代的严厉与毒辣。因此，他信佛也不过在掩饰自己的残忍，假托慈悲而已。佛学在这里也变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应该说，虚伪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态，确实帮助一些人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现实还真是这样，假如雍正没当上皇帝呢?我们是不是也以为他说的那些是真的?—就是当前，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身边作着虚伪的表演呢?但我们却茫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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