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吃羊肉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先民就驯化了羊，羊成为日常六畜之一。汉代以前羊肉主要用煮，或者用泥裹着烤着吃，加工相对粗糙，调料也很少。汉朝的时候，热爱美食的人民，想尽办法烹饪美食，他们有时腌制羊肉，有时熬汤，还能够晾干做肉干，也能切成细条烹饪，甚至用烟熏烘烤等等，羊肉的制作方法日益精湛。
羊肉的“文吃”与“武吃”
唐朝时羊肉作为美食进入的新纪元。一次韦巨源升官作了尚书，请皇帝吃饭。其中有几种羊肉的美食，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惊叹。比如：通花软牛肠，这种香肠是用羊骨髓与牛肉搅拌在一起做成。羊皮花丝，即细切的羊肚丝;逡巡酱，即为鱼肉羊肉制作的酱，鱼羊为鲜;五生盘，即羊、猪、牛、熊、鹿5 种肉的拼盘;格食，即用羊肉、羊肠拌豆粉煎制而成等等，最夸张的是“升平炙”，一道菜用三百条羊舌、鹿舌烤熟后拌在一起，即寓意能言善辩，又体现君臣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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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羊肉价格变得十分昂贵。由于宋朝疆域较小，大量过去适宜养羊的地区被其他鼎立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羊是军用物资，羊皮可以制造军队的营帐和官兵的衣服。《辽史》中就明确记载，宋辽两国的边境贸易中，为了削弱宋军的军事力量，辽国严格控制羊的出境。西夏政权倒是允许羊卖到宋境，可价格贵的令人乍舌，几斤茶叶才能换一只羊。因此，在宋朝一般人是吃不起羊肉的。平江府的羊肉每斤卖到900钱，而冬天的黄河鲤鱼每斤不到100钱，一顿普通有酒菜的饭10钱也够了。因为羊肉太贵，连俸禄低的小官也吃不起。
羊肉在宋朝皇家的地位特别。宋朝皇族的家规定：“饮食不要太多山珍海味，御膳房只用羊肉就够了。”因此，宋朝的御膳房主要做羊肉，每年要消耗十万多斤羊肉。宋朝皇帝也爱吃羊肉，宋仁宗半夜做梦，都想吃烤羊。宰相吕大防止曾经对宋哲宗说：“宋朝能够维持一百多年的国泰民安，就是因为皇家只吃羊肉。” 这或许与唐朝以来盛行的中医“以形补体”，“吃啥补啥的”的理论相似，羊是温顺，安静的动物，与宋朝皇帝形成宽厚仁慈的性格也有影响。
即便皇帝只吃羊肉，天才的厨师们也能做出巧夺天工的人间美味。《武林旧事》记载：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亲临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并在张府接受了张俊的宴请，这是极其难得的圣眷恩宠。张俊准备了大量山珍海味，作为皇家最重要的羊肉，自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羊头菜羹、烧羊头、羊舌托胎羹、铺羊粉饭、烧羊、斩羊、羊舌签等，其中羊舌签是把羊舌头切成极小块，熬成肉粥，用鸡蛋做卷，包裹碎肉，味道香甜可口，寓意能言善辩。羊舌托胎羹则用羊舌二枚，羊皮二块，羊肾四枚，蘑菇、糟姜做羹，食用肉汤，有补中益气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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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的皇家荣耀，上行下效，宋朝的官员也格外看重羊肉。羊肉的吃法虽多，归纳起来是两大类，一种是“文吃”。这点很符合读书人的品味，不但要求羊肉要做的好吃，还要有搭配美酒。吃肉的环境雅致，有美好的音乐舞蹈助兴;另外一种叫做“武吃”。这种吃饭是对专注与羊肉单纯的热爱，只吃肉，别的都不用。宋朝大臣蒲宗孟一家是武吃的代表。一家人一天要吃十几只羊，一年共需四千多只。
酷爱羊蝎子的苏东坡
宋朝的大名士苏轼和羊肉缘分颇深。苏轼性格耿直，仕途坎坷。宋神宗时，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新党贬斥。好不容易熬到宋神宗去世，旧党上台。苏轼却反对彻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仕途再遇障碍。最倒霉的是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贬斥到惠州，从此再无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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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惠州市地处珠三角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密集。在北宋时，这里可是偏僻荒凉，民生凋敝。对于这个没有前途的罪官，苏轼身边的姬妾们纷纷离他而去，只有那位给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灵感的红粉知己王朝云，一直陪在身旁。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王朝云常年患病，最终逝于惠州。面对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苏轼依然倔强的生活着，并不断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他喜欢吃荔枝，学习古法酿酒，甚至凭借自己多年对美食的造诣，不断发明改进羊肉的新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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