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暴君的典型，这似乎是铁案如山，再也难以改变。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即使是已经被批倒批臭的人物，偶尔也能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围绕着商纣王，几千年来多少人进行了怀疑、争论、辩驳，其曲折之处，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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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普遍的观点，自然是认为纣王是古今罕有的暴君之一。《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自《汉书》以后，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载中，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层出不穷，恶迹斑斑，罄竹难书。例如他好奇婴儿在母亲体内如何生长，就剖开孕妇的肚子观看;他的叔叔比干对他进行劝谏，惹怒了他，他就生挖出比干的心;更别提最最著名的“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种种荒淫残暴的事例，已经不是常人所能想象，读了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为纣王翻案的人也不是没有，而且其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说起来，为纣王说话得人出现的还挺早，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经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就是说，纣王可能确实做了些坏事，但绝对没有那么多，那么坏。只不过是墙倒众人推，你一旦担了这个恶名，那所有的屎盆子就都扣到你头上了。所以君子不能承担恶名，一旦承担了恶名，那就一无是处了。除了子贡，清朝人崔述对纣王的罪状也有所怀疑，经他考证认为纣王真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人顾颉刚更对此有深入研究，撰写了《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纣王的种种恶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时间离现代越近，纣王的罪恶越多，也越来越离谱，明显有一个添油加醋的过程，因此也越来越不可信。顾颉刚小心考证，找到了不少历史事实，人们通过他的考证了解到，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而纣王的种种淫暴，基本上都是艺术加工，源自《封神演义》等小说，没有真凭实据。

　　然而，要为这样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大暴君翻案，谈何容易。起初，试图翻案的人极其小心，先不提纣王的种种恶行，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先考证纣王的个人才能和历史功绩。其实这一点倒有明证，《史记·殷本纪》中就曾经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文武双全，英明神武，俨然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历史功绩上看，纣王向东南方向开疆拓土，曾经平定东夷，把中原王朝开拓到了淮河和长江流域，对于当时的中原文化向东南方向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对古代中国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功劳。

　　随着纣王个人才能和历史功绩的逐渐被人肯定，为他彻底翻案的观点也开始出现了。翻案者越来越大胆，在肯定纣王重大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开始提出纣王的历史地位其实应该在武丁和周武王之上，他是因为战败亡国，才被他的敌人周人强行扣上了暴君的帽子。种种罪恶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夸大甚至是虚构。

   翻案者认为，对于当时的那段历史，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是《尚书》，而根据《尚书》的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纣王罪状是：酗酒、不用贵戚旧臣、提拔重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用心祭祀等。其实详细考据这些罪状，简直无一属实：喝酒是当时贵族阶层中的普遍现象，纣王即使酒量大点，多喝了一些，那也算不了什么。不用贵戚旧臣，可能确有此事，但是贵族上层争权夺势，哪一朝哪一代又少得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等人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遭到纣王的贬斥，就算是纣王的一条罪状，未免太牵强。提拔重用小人，是说纣王从奴隶当中选取人才加以重用，这可能的确违反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但打破阶级界限，唯贤是举，这其实应该算是纣王的一种革新，是一种进步措施。听信妇人之言，更是少见多怪，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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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丁时代的妇好就是一位杰出的贵族女性，为国家立下大功，如果真有这样优秀的女性人才，听信其言又有什么过错?至于不用心祭祀，更是弥天大谎，我们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纣王之父帝乙和纣王在位时期，是商朝祭祀礼仪最为完备、祭祀次数最多的时期。所以说，《尚书》中记载的武王之所以伐纣的种种理由，基本上都是周人为战争进行的宣传，不是歪曲事实，就是无中生有，完全是一种人身攻击。

　　那么，既然纣王并没有特别的荒淫暴虐，那么商朝为什么亡了呢?翻案者为纣王的失败也找到了原因：首先，在纣王统治时期，商朝内部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分裂。纣王是帝乙的次子，按照常规不应该即位。然而帝乙看重纣王的才能，于是将他扶上了王位。这造成了严重的分裂问题，朝廷从此分为二派，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一派总想着夺回本来属于他们的王位，于是不断发难。他们不择手段，采取了造谣中伤、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一系列阴谋活动，对纣王构成了很大威胁。其次，纣王开疆拓土，对外用兵，消耗了国力。平定东夷是纣王的一大功绩，但东征也使商朝的兵力损耗大半，还没有来得及休养生息，周人就乘虚而入。再次，周人的实力不容小觑。周人夺取天下的野心由来已久，历经文王武王两代人的充分准备，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其军队久经训练，强悍而有组织，再加上周人的领导阶层人才济济，善于用兵，的确不好对付。最后，牧野一战，纣王犯了军事大忌，以军心涣散的俘虏兵作为先头部队。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士气对于战争的胜负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只要军心稍有动摇，大军立刻便会崩溃。俘虏临阵倒戈，一哄而散，致使商朝军队兵败如山倒，根本控制不住。

　　彻底翻案者更进一步，又把纣王说成了千古英雄。说他不仅平定东夷，开拓东南，唯贤是举，还积极提倡音乐和手工业，对发扬古代文化有重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说怎么有理。难道纣王真的不仅不是暴君，还是一位明君圣主?难道所有的史籍记载就都是胡说八道?难道这真的是一桩千古奇冤?为此，又出现了针对这些为纣王翻案的观点进行批驳的观点。

　　批驳翻案者的人认为，纣王罪状还是不容否定的，翻案文章的依据太过牵强。第一，纣王酗酒绝对是事实，而当时的贵族阶层酗酒虽说是社会风气，但这说明整个贵族上层的腐败，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现实情况下，酿酒要耗费大量粮食，酗酒绝对是一种罪过。而且武王代纣时列举纣王的罪过，其实并没有酗酒这一条。纣王酗酒的事是在周朝的内部文告中提到的，这已经是周朝建立之后了，当时周公为了教育康叔和成王，这才举了纣王的例子。既然只是用于内部教育，又何必故意夸大纣王的罪过呢?第二，纣王用小人亦值得商榷。翻案者说纣王用的都是人才，例如费仲就“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唯贤是举，并不是重用谄媚的小人。但费仲好利是历史明确记载的，他曾经接受周人送给他的大礼，包括美女、骏马等等，然后在纣王耳边替周说好话，蒙蔽纣王，使纣王低估了周人的实力。

   费仲这种人即使真有才能，那也是商朝的内奸，纣王重用这样的人，就算不是罪过，也是重大失误。第三，关于听信妇人之言，妇人如果说得对，自然应该听信，但历史并没有记载纣王身边有什么杰出的女性，如果真的有像妇好一样的巾帼英雄，那历史应该记录下她的名字，既然没有，说明纣王身边的女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那么听信妇人之言恐怕更多地就是根据纣王内心的好恶，而不是根据观点的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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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不用贵戚旧臣，确实是一种内部斗争。但这种斗争很难说谁对谁错，即使微子启集团大搞阴谋，但纣王不能搞好内部团结也是事实。总之内斗是加剧了商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且是造成商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正如第一条所说，周人提到的有关纣王暴虐的案例，绝大部分都见于周人内部文告，是以史为鉴、追求长治久安的意思，不能说全都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宣传。

　　除了确定纣王的罪行之外，反对翻案的人更进一步，要把纣王的所谓“功绩”也彻底推翻。他们找到了不少证据：一是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所载，东夷和夏族之间产生联系时间比纣王要早得多。最终对东夷的征服，具体时间虽无法确定，但最迟也不能晚于纣王的父亲帝乙时期。纣王当然确实也曾对东夷用兵，重新征服，但后来东夷趁武王伐纣的机会再次叛变，周公和伯懋父等又派兵东征。由此可见，征服东夷，不是纣王首创的功业，更不是在纣王手中大功告成。况且，征服东夷毕竟是一种侵略，要说是功劳恐怕有些牵强，因此把纣王征东夷说成是中国大一统的先驱实在有些过分。至于说纣王把先进文化传播到了当时比较落后的东南地区，也值得商榷，因为没有史料证明，殷商之民曾在纣王时期有大规模的南迁。再者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到底有多落后，恐怕也要再商量。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多个位置分别起源，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分布，这些文化的起源之处早在纣王之前水平就已经很高。不必说史前就有的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就是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也和商朝基本相同，而且风格迥异，水平很高，决不能说是受商朝影响才产生的。因此赞扬纣王传播文化不足为据。至于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中得出结论，说这是“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那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那是纣王贪图享乐、劳民伤财的铁证，怎么能作为功绩来宣传?总而言之，反对翻案者依旧认为纣王是个荒淫残暴、穷兵黩武的暴君，对殷王朝的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纵观两派的观点和论据，我们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双方所使用的都是基本相同的史料。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导致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就是在这些源自相同史料的不同观点中，纣王的面目越来越模糊。看来，要探究纣王究竟是不是暴君，有多残暴，他的功过究竟如何，只能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掘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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