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玄宗真的开明就不会计较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假如唐朝真的开明，白居易就不会隐讳自己对杨玉环的倾慕。相对而言，当时的商人倒是一个开明的阶层，比如茶商就不顾忌琵琶女的身世，白居易也不避嫌这位茶商。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汪宏华近日解读唐诗《长恨歌》密码，他认为该诗后半部分造访仙界杨贵妃的不是唐玄宗延请的方士，而是作者白居易派出的意念使者。白居易以自身假扮唐玄宗，以感悟之道充当仙道。此时杨贵妃已复还道姑的清纯本色，与这位同样完美的诗王灵犀相通，顿生爱慕。《琵琶行》与《长恨歌》是贵贱对应的姊妹篇，擅弹霓裳曲的琵琶女犹如擅跳霓裳舞的杨玉环转世。两次爱情的发生机制亦同：从远离声色到明心见性；从艺术共鸣（诗与舞、诗与琴）到两情相悦；从灵肉合一到地久天长。汪宏华认为作者对两位女子的眷恋是虚构之文学，真实用意在于情感救人、思想救国。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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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最长的恨是什么？不是唐玄宗的失偶之恨，不是杨玉环的倾国之恨，是一千多年来不被读者理解的恨。或许是不甘心作品被长期误解，十年后白居易又写下了姊妹诗《琵琶行》，与之形成贵贱对比、明暗呼应。但此恨似乎注定绵绵不绝，至今未觅知音。现在，我愿斗胆尝试破解白居易密码，引领世人跳出彼迷人圈子。
一、唐明皇为极邪，白居易与杨贵妃、琵琶女为正邪同赋
中国古代流传一种“气性论”，认为仁者赋正气，恶者赋邪气，中间是占绝大多数的正邪混合者。但正邪比例五五对开的人还是极少（本文称之为正邪同赋），他们的行止大都奇异乖僻，发达时不愿做主子，要做情痴情种；贫寒时不愿做奴仆，要做奇优名倡；小康时也不本分，要做逸士高人。这些人内心往往矛盾纠结，最终不是忧郁而亡就是折腾而死。所谓正不容邪，邪复妒正，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
很明显，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唐明皇、杨贵妃属于正邪同赋，身在皇家宁为情痴。《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亦然，贫寒时为艺伎名倡，老大嫁作商人妇后成了清高逸士，所以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们还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也是正邪同赋的，仕途亨达期，意气风发为帝妃写下了《长恨歌》，时年35岁，任职于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之后进京历任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等；44岁被贬江州后，又泪眼婆娑为艺伎写下《琵琶行》。
然而，现实中白居易的性情达观平和，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最终更是获得了高产高寿和高誉。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原因是正邪同赋之人还有内在差异，唐明皇实为假“正邪同赋”；杨贵妃、琵琶女是真“正邪同赋”，但正的一面被声色暂时蒙蔽；作者本人则是圆融的“正邪同赋”，他的极贵极贱都限于文学上的体验，现实仕途的起落并不大。正邪协调统一让他超越了搏击掀发的悲剧宿命。这里也反映白居易的人性观是善恶混的，人的本性即正邪两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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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学界认为《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具有清浊双重性，既是一个重色轻国的坏皇帝，又是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皇帝，所以作者会从皇宫到仙境，从现实到浪漫，从肉欲到誓言，对他进行层层递进、先贬后褒的刻画。实际这是天大的误解！
一、道义上，李隆基是一位荒淫误国、罪责深重的帝王，历史不会饶恕，白居易也只想将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所以开篇就大书特书其骄奢淫逸、虚伪善变、祸国殃民，不留丝毫回旋的余地。安史之乱后，仍旧不甘寂寞，不知悔改，成天与方士混在一起，装神弄鬼，劳民伤财。
二、气性上，尽管李隆基懂一点歌舞艺术，但始终只认识到了其声色的一面，娱耳目，助酒兴，不曾触及精神实质；尽管他对贵妃表现出痴情专一，但迷恋的是她的绝代美貌和舞姿，整个过程如同《琵琶女》中的五陵年少一样是始乱终弃。他的嫁祸偷生——“君王掩面救不得”——的做法，甚至比恩客们的“门前冷落”更恶劣。贵妃死后，也仍只念她的芙蓉面与柳叶眉，只叹息梨园艺人与后宫女官的空落。
一言以蔽之，唐玄宗赋纯邪、极邪之气！他身上那些貌似可爱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用来煽情取乐的伎俩。
但杨贵妃和琵琶女就不同，一个原本养在深闺、天生丽质；一个原本家住虾蟆陵下、天资聪颖，只因被人拐骗才误入歧途。而当她们远离声色场所之后，又都能自发地追寻本我，铅华洗尽，杨贵妃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琵琶女是“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尤其在艺术上更注重神韵和精神价值了，如杨贵妃是“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琵琶女则让白居易“如听仙乐耳暂明”。她们的气性变化过程是，天生正邪同赋→暂时邪气→自发正邪同赋→自觉正邪同赋。白居易不给主动为恶的男人浪子回头的机会，但对被动受害者同情有加。
二、白居易顶替唐玄宗，以意念为使者仙界私会杨太真
此前读者普遍认为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写唐玄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遇见贵妃的魂魄并得到誓言，从声色之爱转为精神之恋。其实不然，《长恨歌》在前文用了“汉皇”避讳，后文又对君王做了调换，此君王已然不是彼君王。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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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玄宗虽然请来了临邛道士，但使尽浑身解数搜遍寰宇包括幽冥中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贵妃的魂魄，如“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接下来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既然山重水复到了确无路，而不是疑无路，怎么还能柳暗花明呢？不合逻辑，必定是出自他人，而且是出自他人想象。唯有想象之物是方士捉摸不到的。再者，道可道，非恒道，打开精神之门关键在于反求诸己、反躬自省，除了自己心中的感悟之道，其他道士是帮不上忙的。所有声称能为别人招魂的道士皆为假道士。唐玄宗与方士梦不到也找不到贵妃魂魄就是因为他们满脑子私念，没有通灵之性。
第二，杨贵妃成仙后必然不会再对纯粹的肉欲感兴趣了（神仙原本无肉欲），而马嵬坡之恨和唐玄宗不知悔改的邪性又让她无法再对其产生精神恋，所以她是宁愿一个人孤独呆在蓬莱宫，也不下浮云蔽日的凡尘，如“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但现在她却对使者的到访表现出惊慌失措、含情凝睇，为什么呢？唯一的可能是遇见了新使者。这位使者便是新君王白居易心中的那个“道士”，亦即意念、想象力。杨贵妃与这位久负盛名的诗王灵犀相通，顿生爱慕，当即便取出钿合金钗表深情，并立下铮铮誓言。她仍将来者当成唐玄宗所派，只为配合白居易避讳，心照不宣。若真遇见唐玄宗，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唐玄宗当初对她可是“花钿委地无人收”。值得注意的是，杨太真对白居易的爱还不限于精神恋，“天上人间会相见”即说明有灵魂和肉体两方面的要求，这里的天上寓灵，人间寓肉。后面的誓言也是包括在天与在地。这位太真其实不是仙，是人。
为什么说这位新君王是白居易而不是别人呢？因为作者运用了诗中诗结构。且看“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其中的词以及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都是出自白居易原创，与其他人都无关，更与唐明皇无关，说明白居易是“两心知”中的一个知情者。
原来，最美的爱情源自艺术共鸣和灵肉合一。唐明皇自然是不懂这些的，只知抱怨“鸳鸯瓦冷”、“翡翠衾寒”。
《长恨歌》前文的“汉皇”是明隐讳，后文的诗中诗结构是暗隐讳。白居易的诗没有我们想象的平易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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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寅恪之问有解，杨玉环嫁给唐玄宗之前是处女
记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中提出疑问：“长生殿七夕私誓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作者虚构的目的在于区别精神恋与物欲恋，物欲恋不能在圣洁的长生殿发生，儿女之真情却是可以的，而且只有长生殿才能衬托它的坚贞和长久。
另外陈寅恪还试图考证杨贵妃在选为玄宗之侧时是不是处女，以窥探佐证唐朝的贞操观。现在从《长恨歌》看，杨贵妃必是处女。理由一，作者将杨氏先做皇子李瑁之妃，后出宫为道士的经历改写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明她嫁给唐玄宗之前的一切经历都等同于养在深闺之中，未被侵扰。理由二，诗中的太真，也就是杨贵妃死后还原的道姑杨玉环，不但被描写成了绰约仙子，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作为仙中之仙，必定是纤尘不染的纯真处子。
再者，假如玄宗真的开明就不会计较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假如唐朝真的开明，白居易就不会隐讳自己对杨玉环的倾慕。相对而言，当时的商人倒是一个开明的阶层，比如茶商就不顾忌琵琶女的身世，白居易也不避嫌这位茶商。
白居易与《长恨歌传》作者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的观点也全然不同，他认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是唐玄宗，杨玉环是替罪羊。杨的丽质与妩媚最多只能说明她有神魔的双重性，魔鬼去训练她，就会变成魔鬼，天使去指引她，就会变成天使，而人去爱恋她，就会变成德艺兼修的人。尤物本无罪，罪在玩物者。
于是，白居易便给了已故尤物仙界复生的机会，甚至愿意冒欺君之罪重新去温暖她，唤醒她。当然，作者的本意不是要与作古的美人上演穿越剧，怀旧只为图新，警示后人要做到理欲兼顾，且理在欲先，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艺术提升和爱情完满，而作为皇帝才能江山美人兼得。这便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本旨。玄宗的彼恨最终被作者翻转成了此恨，此恨不是恨，是绵延不绝的爱，是比天地更长久的大中华！
至此可以看出，《长恨歌》的终极之恨是作者不能劝谏当朝帝王，不能以帝王之名亲自治国平天下，于是只好将理想深藏于诗歌，寄托于未来。
四、白居易打开琵琶女精神世界，琵琶女拨动白居易心弦
再来看看《琵琶行》，与通常的怜香惜玉不同，白居易认为女人尤其是具有艺术天赋的美女，都是有肉又有灵的，其自尊心和精神境界甚至比男人更高。譬如他在《琵琶行》序言中就说：“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此才知耻后勇，“长歌以赠之”。当作者提议：“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之时，琵琶女更是给予积极的回应——“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终致作者情绪失控，热泪染湿青衫。注意，这里是琵琶女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转折点，力量不是来自缠头与红绡，而是来自于另一种艺术的呼应相通，另一位艺术家的精神鼓励。有意思的是，《长恨歌》和《琵琶女》两首诗都将最传神最精彩的艺术表演省略了，对杨贵妃只写了“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对琵琶女只写了“凄凄不似向前声”。这大概又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以文外之意表现身外之舞、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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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当意识到，白居易作为一个官吏士人，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会轻易自贬身价，与歌伎同归的。须知他曾经“高攀”过杨贵妃。原因何在？因为面前这位倡女非是一般的老歌伎，她倔强地想证明琴技不会随容颜衰老，只会越来越精湛、完美，而完美的技艺又能反证音乐的无价和生命的至尊。实际上，她在作者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前就已经用琴声表现“似诉平生不得志”，精神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听说有位大诗人愿为她写琵琶行时，她也丝毫不自卑，先是一阵遇见知音后的感动——“感我此言良久立”，后是遇见对手后的兴奋——“却坐促弦弦转急”。在她看来，自己的琴艺是可以与一切艺术相媲美的，自己的气度是可以与一切艺术家平起平坐的。原来，在白居易启发琵琶女自觉意识的同时，琵琶女也拨开了白居易的心弦，让他豁然意识到英雄不论出身，艺术家亦然，平民众生皆然。
白居易堪称全唐第一哲理诗人，天下第一情痴情种。如果说《长恨歌》是以君为本，以情救国，那么《琵琶行》就是以民为本，以情救人。谁又敢否定，擅弹霓裳曲的琵琶女不是擅跳霓裳舞的杨玉环贵贱转世呢？不是贵妃约定的“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一次人间邂逅呢？相逢竟是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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