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是高高耸立在大唐诗坛的两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华夏大地历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自《诗经》以来，产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人们把诗圣和诗仙这两顶代表诗歌最高荣誉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足见后人对他们诗歌成就的认肯。但是，就是这么两位冠盖大唐的诗人，却是两个没有文凭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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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李白。李白出生在四川，他幼年聪颖过人，十岁就精通诗书。直到二十岁时，当地的官员就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做人准则。就连当时名震京城的着名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后也不禁赞叹道：“子，谪仙人也!”后来，经贺知章的举荐，李白被唐玄宗下诏命为翰林待诏。当然，这个翰林待诏是编外的，要等到其他翰林提拔或者退休腾出空缺后才能补上。因此，也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俸禄，这是大唐王朝的体制所决定的。能够进入翰林院的，大都是进士及第，唯独李白是一介布衣。唐玄宗之所以给李白一个翰林待诏，其原因也可能是嫌他的文凭太低。他一生恃才傲物，轻财好施，蔑视权贵，狂放不羁，尤其是看不惯高力士那种奴颜婢膝，阿于奉承的作派。一次，唐玄宗召他进宫写诗，他趁着酒劲逼着高力士为其脱靴，让杨贵妃为其研墨，因而得罪了高力士，遭到了高力士的算计，并最终被逐出长安。
说穿了，李白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啊，他不知道宫廷和宦海的险恶，更不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基本道理。其实，唐玄宗是很想重用李白的，但是，在每一次要提拔他的关键时刻，均遭到了高力士和杨贵妃的极力阻拦。试想泱泱大唐王朝，人才辈出，文人荟萃，能够让唐玄宗亲自为其调羹的也只有李白一人了，足见唐明皇对他的赏识。嗜酒如命的李白几乎喝遍了长安的大小酒馆，这是唐朝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比拟的。他每天必喝，每喝必醉，醉了就躺在人家酒馆里呼呼大睡。以至于唐玄宗想听李白写的新歌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不得已让高力士带着一帮太监们，满长安城到处乱找。这有他的好朋友杜甫的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对于李白来说，有得也有失。失的是由于秉性耿直，酒后失态得罪了一些他不该得罪人，到老也没能混个一官半职，还险些送了性命;得的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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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杜甫。杜甫出生在河南巩义市，他比李白小十几岁。与李白不同的是，杜甫曾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最后向朝廷献了一篇《三大礼赋》才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视，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没干几年，安史之乱爆发，被俘，后脱身赴行在，官拜右拾遗，因上书救房玄龄遭贬。南昌vi设计后或仕或隐，最终入川，居成都草堂。严武镇守四川，聘请他为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开了四川，病卒于湘水扁舟之中。杜甫虽然做过几次小官，但间隔的时间都较短。
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凄苦，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亲自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群众所造成的痛苦，因而才会写出《三吏》、《三别》等一大批深刻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诗作。
李白张扬狂放，而杜甫内敛隐忍，两个人的性格迥异，其作品风格向背。李白当时在唐朝诗坛的名气很大，比起李白，杜甫的名气就逊色多了，就连李白也看不上他的诗歌，为此李白还曾经写过一首《饭颗山》的诗来讥讽杜甫。直到后来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评论，他的诗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虽然两人的诗风不同，但他们的死法却惊人的相似，都是与水有关。李白晚年寓居当涂山，由于夜晚赏月时饮酒过量，不慎栽倒在湖里溺水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说他揽月而死，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杜甫离开四川到湖南耒阳投奔好友，恰遇暴雨泛滥，江水暴涨，被困在船上连续十多天就没吃上饭。后来，耒阳聂县令知道这个消息后，亲自撑船把杜甫接到了县衙，并为他炖了一锅牛肉，温了一壶酒。由于暴食暴饮当天夜晚就撑死在了耒阳，时年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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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坛上的两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相继陨落了。我们在慨叹他们命运多舛的同时，也为他们为后人留下旷古未有的不朽诗篇而倍感欣慰。试想，假如唐朝缺少了李白和杜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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