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说起“控烟”，绝不仅是现代才有的，其实，在我国古代就已存在。尤其是明清两代就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
新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已经开始施行，其禁烟范围之广，处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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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自明代传入中国，古人曾认为此物可“还魂”
烟草大约于明代嘉靖末至万历初经菲律宾传入我国南方，后迅速在全国推广种植，吸烟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至清代吸烟已成为国人的基本嗜好。
此物在进入中国时，还传入一个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没想到她在闻到烟草香味后竟苏醒了！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这或许与古人对烟草的过度迷信有关。据最早着录烟草的医学书籍《本草汇言》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症痞。”
《露书》还记载，烟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古人还相信，烟草能治畏寒、发热等所谓“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琐语》中记载：“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称“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可见在古代，烟草还一度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
但到了清代，就有医生提出吸烟有害健康了。名医张璐已在其所着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也提出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
名医吴澄在《不居集·烟论》中甚至认为，“无病之人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对吸烟者提出了警告：“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里干脆将烟草列入“毒草类”。其卷四中的“烟”条称“火气熏灼，耗血损年，卫生者宜远之”。并附注，烟草“最烁肺阴，今人患喉风咽痛、嗽血失音之症甚多，未必不由嗜烟所致”。吸烟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远离烟草。
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翔凤在《种烟行》诗中称：“吁嗟老农勿健羡，此物鸠毒奇莫居。”
明清禁烟力度空前，崇祯两次颁布“禁烟令”
古之禁烟，最有力的举措当属朝延干预。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两次颁布“禁烟令”。第一道颁发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禁烟令”。崇祯皇帝第二次禁烟则是为了防止“亡国”。古人多迷信，贵为皇帝的朱由检更不例外，崇祯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是“燕京”。“烟”与“燕”音相近，“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破燕京之嫌，出于避讳，朱由检下了禁烟令。
到了清代，入关后的前几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大清律例》中关于“控烟”做了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予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予。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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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尤其限制进口，“以为非士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据《李朝仁祖实录》）康熙帝反对吸烟和种植烟草，主要是经战乱后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由于粮烟争地，所以官员、大臣主张限制种烟，以保证粮田。雍正皇帝虽其自己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以种植谷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反对种植烟草。而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乾隆元年冬（1736年），其作《请定经制札子》云：“…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而禁之则甚易，限期示禁，凡种烟者，以其地入官，别给贫民耕种，罚及左右邻，有司失察者降调，则立可断矣……”
太平天国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禁》记载：“犯吸黄烟者的枷责，以烟置枷上，荷之游街。”抽几口黄烟，轻则一顿棒打，还要夹上木枷，插上烟杆游街示众；如果没被打死，还想再来上那么几口，过一把烟瘾，便会被砍去首级，尸首分离。
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致使“烟民”剧增，“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支烟以鸣得意。”故此，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民国禁烟遇阻，孔祥熙为保国家税收“暂停”禁烟
民国时期，为禁绝鸦片烟毒，政府曾做了些工作，禁毒取得一定成效。在禁毒的号召声中，又延及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国民之习性。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做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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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瓯，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1935年1月蒋介石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同年5月，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新生活运动纲要》，纲要附10条《新生活须知》，因其“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有“鸦片屏绝，纸烟勿吃”一语，一场波及全国诸省的禁吸纸烟活动，随着新生活运动开始了。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刚一成立，当即发布《通告》，声明“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并限定二日以后，摊贩不许贩卖香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甚至还有地方拘拿卷烟商贩，并将他们运输、销售的卷烟公开焚毁的事情发生。
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由他召集财政、内政、实业三部，审议了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并报行政院批准，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财政部甚至于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至此，由“新生活运动”而起的一场禁止吸烟运动，在国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遂告结束。
“史上最严”禁烟令如何落地有声？人们拭目以待
6月1日北京启动“史上最严禁烟令”，这意味着届时，所有“带顶儿”的场所都要禁烟。
近年来，“史上最严”常作为形容词与各种禁令的发布一同出现。不过诸多禁令在实际执行中止于“纸上最严”的尴尬处境，让“史上最严”几个字的意味显得颇为复杂，甚至略带讽刺。
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其实早在1996年，北京就率先在全国通过地方法规进行控烟。2009年，广州推出了当时“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200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地方法规。在国家层面上，2011年，卫生部发布的新版《公共场所卫生条例实施细则》也明确规定，我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部禁烟。时至今日回头看，其效果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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