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明朝嘉靖时期的地震为古今中外最为罕见的。这次的地震在我国历史记载中是灾害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地震时正值隆冬午夜，人们正在熟睡中，逃生者寥寥无几，导致83万人丧生。
嘉靖至万历时代，政治争斗、权谋之术、战争之术可谓高手过招，云诡波谲。国人内争的惨烈之度，令人汗颜。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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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严嵩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徐阶之所以对严嵩之子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决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预想，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大明权术家们的眼神紧盯着的是个人利益与得失，历史或许遗忘了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的大地震！
一、地震惨烈之度，历来闻所未闻
关于这次地震，《明史》中曾有过详细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秦可大是此次地震的亲历者，他用文字记载了自己在这次地震中的经历，让人读来仿佛身临其境：
“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惺，身反复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划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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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据《陕西通志》记载，位于西安市的小雁塔为唐朝时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此外，陕西渭南县境内曾有一座五指山，“如人指然，迥抱关门，嘉靖间地震后毁削无存矣”。由于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伴随着地震，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水患、火灾等次生灾害也相继发生，真可谓“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二、地方官员救灾不力，互相推诿
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员为政绩有所顾虑，故而灾情到达京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因为体制僵化，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等到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和当地善良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有些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资金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三、愚昧灾民乘便起乱，错失抢救伤员最佳时机
此外，有些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但朝廷用心良苦，而有头脑有私心的地方小吏则火中取栗，结果灾民受益者寥寥。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震，康熙便发“罪己诏”表示：“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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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灾民的死亡人数凶猛增长。
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有姓名记载的83万多，不知名的死者及未经奏报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大体上，潼关、蒲阪的死亡人数约为当地人数的十分之七，同州、华州为十分之六，渭南为十分之五，临潼为十分之四，陕西省城为十分之三。其他州县因位置不同，死亡人数也不同。
地震时，有许多人家全家同时遇难。如居民米仲良全家85人同时遇难，居民陈朝元全家119人同时遇难。其他全家死亡人数达百人的尚有许多。无可否认，在死者当中也有一些朝廷官员，其中有南祭酒王维桢，郎中薛祖学、员外郎贺承光、主事王尚礼、进士白大用、御史杨九泽等。户部侍郎韩邦奇在地震时掉入火炕灶中，被烧成灰烬。薛祖学在地震时落入一丈多深的水穴被淹死。马理被深深地埋入土窟。
四、震后瘟疫大流行及其它次生灾害频仍
地震造成华阴县城西驻马桥断裂，城北大员村地裂数丈，水涌数尺。大荔县南的紫微观和朝邑西南的太白池在震后干涸。死亡人口上万的县，西起径阳，东至安邑；死亡人口上千的县，西起平凉，北至庆阳，东至降县。
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的瘟疫大流行及震后其它次生灾害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地表出现大规模形变，如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喷水、冒砂等。华县地震之所以造成巨大损失，还与震中区位于河谷盆地和冲积平原，松散沉积物厚，地下水位高，地基失效，黄土窑洞极易倒塌；且地震发生在午夜时分，人们没有丝毫准备有关；加之地震前两年关中地区大旱，岁荒粮歉，地震后完全丧失了抗御灾害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所以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发生在中国的大陆性地震在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中所占的比例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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