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引用了《三国志》对刘备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资治通鉴》。《通鉴》写刘备出场是这样的：涿郡刘备，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年少时，父亲过世，家境贫寒，和母亲一起靠卖鞋子为生。身高七尺五寸，双手垂下来可以过膝盖，两眼往侧后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少有大志，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曾和公孙瓒一起师从卢植，因此这时前往投奔公孙瓒。公孙瓒派刘备和田楷进攻青州，有功，公孙瓒就让刘备担任平原相。刘备年轻时和河东关羽、涿郡张飞关系很铁;于是刘备就用关羽、张飞担任别部司马，分统刘备手下。刘备和这两个人晚上就睡在一起，感情如同兄弟。大庭广众之中，两人随侍刘备左右，一站就是一天。追随刘备，不怕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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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赵云一次率领常山队伍来公孙瓒这里，公孙瓒问他：听说你们常山人都愿意跟随袁绍，为什么你一个人能够迷途知返呢?赵云说：天下形势混乱，谁也不知道前途如何。老百姓如同被倒挂起来的受罪样子，所以欧文们想的就是寻找仁政，倒不是说我看不起老袁而特别待见您。刘备一见赵云，就认为他是个奇男子，好好结交一番，于是赵云就跟着刘备去了平原，为刘备支持骑兵。
宋末元初的胡三省在《通鉴》这段文字之后写道：“刘备事始此”。
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描述的重点，第一是刘备的出身背景、相貌和个性的特征。比如耳朵大或是耳朵靠前或双眼分布比较靠外侧，总之，其特点是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大耳朵，相貌不凡。和我们这些看不到自己耳朵的俗人当然很不一样。从小性格沉稳，话不多。第二是他与关羽、张飞、赵云的关系。如果和正史《三国志》的原文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刘关张的关系等，也就是《三国志》述及刘备出场时所没有的部分，才是《通鉴》作者所特别要强调的地方。
我们已经引述《三国志·先主传》中陈寿对刘备的个性特点的概括：“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是《通鉴》撰写者面对的基本材料，《通鉴》是如何选取使用的呢?
前面的一些不大好听的话就删去不取了，比如删去“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等等，再加上“有大志”，删去“善下人”。“有大志”是必然的，也可以从刘备儿童时代做游戏的故事中推断出来，这是旧时代看人的要点。“善下人”一句删除了，应该不是一时疏忽或不慎遗漏，而是编撰者有意的省略，因为这与《通鉴》下文所记他与关、张、赵的交往有所重复，这些都是刘备“善下人”的实例。
“善下人”，就是善于以礼待人，甚至是屈己待人。刘备善于以礼待人，不只是能为他出力的猛将，如关、张、赵之辈，就是一般流离失所的百姓，刘备也能表现出诚意，这在大动乱的时代是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也是他受到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鉴》在写刘备出场时引用了赵云的话，其中有“仁政”二字。这两个字的评价出现在这里，体现了《资治通鉴》作者的匠心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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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刘备和曹操的特性加以比较，一为“仁德”，一为“智诈”，二人差别十分明显。《通鉴》“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一句，《三国志》的《先主传》没有提及，卷《张飞传》说他，年轻时和关羽一起追随刘备。看来，司马光是把这句讲张飞的话改写后用于刘备了。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司马光的时代还能看到一些较早的材料，不过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张飞传》还说：关羽年长几岁，张飞把他当哥哥侍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传说的由来啦。大家很容易拿小说的故事来评估历史，这本身也说明了《三国演义》是民间最成功的历史书写。
从《通鉴》看，已经特别看重刘关张的关系。“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水乳交融相当亲密。附带说一句，在《三国志·先主传》中也有关于别人评价刘备的记载，这些人关注刘备把他看做不平凡的人物：刘备十五岁的时候，他母亲让他外出求学，，与同宗族的刘德然、辽西的公孙瓒一起师从名儒九江太守卢植。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常常资助小刘备，其资助力度于自己的儿子刘德然竟然是一样的。刘元起的太太看不过去：“虽然都姓刘，毕竟各自一家，哪能老是这样帮人家的孩子啊!”刘元起说：“我们宗族里面能有这样的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孩子啊!”中山商人张世平、苏双都是大款，从事马匹交易，往来经过涿郡，见到刘备，看出他不是一般人，也拿出黄金财物资助刘备。在刘元起、张世平、苏双这些人眼里，刘备是一位值得大力培养资助扶持的杰出青年，这是政治上的希望工程。他们的看法，应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未必都是史家阿谀奉承之词。
但是，也应该注意，《三国志·先主传》提到的刘元起、张世平、苏双诸人的身份、地位、见识、知名度、话语权等等实在是无法与桥玄、许邵等夸奖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舆论界精英相提并论的，何况他们评论刘备和曹操的分量也有明显差别。
《通鉴》在刘备出场之时不取人们的赞誉之词，应该是经过思考后的适当处理。因为，很明显，写上这种档次的评语赞扬对于刘备并不会添加多少光彩。对刘备的评价，《世说新语·识鉴》有一条，很有意思，但不大为人所重视，介绍给大家：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如果让他在中原，只能是个动乱因素，不会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倒是有机会割据一方的话，能够成点气候。以之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相比，刘备的气概就不如曹操了。所以，这一条材料很少有人注意，更少被人引用。在情感上多少有些倾向于刘备的《资治通鉴》等书自然不会随便转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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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资治通鉴》对于刘备的描写，还想再次提出《三国演义》的刘备出场来对照着谈一下。《三国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正史，《资治通鉴》是出色的编年体史书，而《三国演义》虽然只是小说，却是中国最成功的历史书写。
《三国演义》刘备出场则是这样的：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重重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
小时候就把桑树当车盖的故事，是根据《三国志·先主传》改写的，两书目的相同，都是突出刘备的不同凡响。师事卢植以外，小说特地加上儒学大师郑玄，大概也是为了渲染刘备的相当不同凡响吧。这等细节，当是文人所为。概括的介绍，倒是没有。
真正对于刘备的刻画，还是从接下来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的。这是小说与前两部史书的最大不同。《三国志》比较平实，因为作者对于刘备及其蜀汉政权怀有很深厚的感情，记事及史论比较客观;《资治通鉴》虽然纪年以曹魏为正统，但对于刘备方面则给予较好评价;《三国演义》则保留有较多的民间色彩和江湖气息。刘关张的结拜是江湖人的典范。刘备的故事则是经典的大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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