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夏国的消亡，西夏文没能“活”下来，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为天书。前两年，有人研究发现，《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富郑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这个发现表明西夏人对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视，也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国一样有过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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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对手和威胁，但都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与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辽和西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游牧民族占有了农耕地区，统治区兼有游牧、农耕等多种生活方式，这必然使他们更深刻地受到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影响。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清醒地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地。

　　在富弼看来，辽和西夏强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进入了农耕区，这些农耕区的汉族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西夏国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军侵宋，不久富弼上书论事，在力主讨伐西夏的同时，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为声势，或者借助对方军队，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烦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须避免两面作战，那样的话，“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所以决“不可使至于此极也”，凡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他都以此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1042年，富弼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辽国大兵压境，与西夏形成掎角之势，大宋顿时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辽宋之间，他的任务，是化解与辽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并尽量降低代价。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从事这项工作，在那样的条件下，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终商谈增加岁币数额的时候，谙熟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富弼，不动声色地把西夏“磨”了进去。

　　辽国引火烧身

　　从效果看，富弼出使辽国十分成功。他透彻的分析，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漫天的战争阴云消散。由于双方交涉深入务实，和约订立后，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数十年后，苏轼所撰《富郑公神道碑》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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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币二十万”，这是当时双方谈判的结果。与澶渊之盟一样，这次“熙宁增币”历来也聚讼不已，花钱买和平，宋朝这一特有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永远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按照宋朝史料记载，在大致商量好这个价码后，富弼附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为后来很多事打下了伏笔。在签订盟约前，富弼和副使张茂实手拿两份国书、三份誓书，来跟负责接待的辽国大臣说话，辽大臣很奇怪:怎么用得了这么多份?富弼答道:我们是做了多手准备。联姻的事谈成的话，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贵国能令西夏停战，那岁入金帛增20万，这需要一套国书、誓书;如果贵国不能约束西夏，那岁增10万，就是另一套文件了。所以我们准备了国书二，誓书三。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将法。双方已基本谈好价码，再拦腰砍一刀，20万减成10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富弼附带的这个条件，在辽兴宗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哪里值得了10万?

　　党项首领元昊的家族与辽世代联姻，以此结成同盟关系。辽国强大，党项较弱，因此辽国一向占有主导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后，与大宋交战不已，更要仰仗辽国，在辽兴宗面前装孙子，献贡献宝。因此，说到约束西夏，兴宗自感小事一桩，不假思索就与宋朝订立了盟约。

　　但辽兴宗对三角关系微妙性的了解，真的远远不如富弼。

　　元昊装孙子，献贡献宝，都是为了利用辽国力量，与之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宋朝。如今西夏与宋朝掐得死去活来，损失极为惨重，好处还没捞着;而辽国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大笔好处，并单方面与宋订立和约，把盟友西夏撂在一边不管。元昊正气不打一处来，辽兴宗派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前往西夏，谕令元昊与宋讲和。元昊满腔怒火爆发，怒斥辽国使者，两国从此交恶。

　　辽国境内有不少党项部族，两国友好时，这不是什么问题。当元昊对辽国满腹怨言，无处发泄时，就开始招诱这些部落归降，辽夏边境失去了平静，小骚扰、小冲突不断。辽国为此筑了威塞城镇守边疆。辽夏同盟关系破裂，双边关系不断激化，潜藏着更大的冲突。

　　宋辽和谈成功四五个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请和。有人认为，是连年战争让西夏撑不住了，损失惨重、国力衰弱，无力支持下去。但宋夏打了三四年都没有停战迹象，偏偏在宋辽和谈后不久请和，说明三国关系微妙的变化，对西夏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不久，富弼出任枢密副使，在外交事务上发挥了更大作用。他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对外交事务的恰当处理，使宋与辽、与西夏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也使宋在三国关系中占到主动地位。

　　助宋走出战争泥潭

　　枢密副使的职位，是皇帝派人反复说服富弼接受的。这个职位级别高，地位重要，别人想都想不来，但富弼却拒绝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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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使辽国之前，富弼就曾辞谢提拔。和谈成功后，从皇帝到百姓都认为他立下大功一件，朝廷多次要提拔他，都被他坚决辞谢了。

　　此次出使辽国，富弼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他前后两次出使，第一次临出发时他的女儿夭折，第二次接受使命时，他夫人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来报信，他“皆亟行不顾”。出使过程中，遭遇诸多艰辛，他都默默承受。其间的种种表现，赢得了朝野高度赞誉。石介在《庆历圣德诗》中，极力称誉他的赤胆忠心:“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练金锻铁。”后来苏轼在《富郑公神道碑》中也大为钦佩:“公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愠。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

　　和谈成功，富弼归来，重用他的呼声甚高。宋仁宗也确实先后几次要提拔他，但富弼都“死辞不拜”。

　　富弼坚决拒绝提拔，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以增加岁币的方式谋得和平，他觉得不能算是功劳，这种无奈的权宜之计，决不是长久之策。他反复上书并面奏:“朝廷方事西略，河北无备，臣奉使所以不敢死争者，实虑兴戎，以败国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赏哉?”

　　其二，盟约初定，他担心辽国毁约。和约一签，很多人认为大事已定，跟没事了一样。如此，万一辽国别生野心，毁坏盟约，宋朝又将陷入困境。因此他以拒绝提拔、赏赐表明态度，希望“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惟望朝廷急修武备，急选将帅，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耻”。

　　近一年后，宋仁宗再度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并派宰相特别向他传话:这是朝廷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并不是对使辽的论功行赏。如此，富弼才接受了这次任命。

　　这期间，宋夏和谈持续进行，双方在称谓上发生争议。元昊上书，自称男，尊宋仁宗为“父皇帝”。富弼坚决不同意这样确定双方关系，认为元昊应该向宋称臣。做儿子，对元昊来说无所谓，没损失，还能得到大量赏赐;而称臣，则要遵守臣节，对西夏能产生较强约束，并且西夏是否臣属于宋，关系到宋、辽和夏三国关系的大局。西夏对辽已称臣，如果不对宋称臣，那辈分就乱了，更会造成外交上的失衡，极大增强辽的外交优势和贪欲之心。辽国君臣会唯我独尊，自认为天下第一。这样极不利于宋辽关系的发展，将使宋的外交陷入被动，更不利于宋正统地位的确立。况且此时辽夏关系紧张，西夏才来求和，宋朝没必要让步。于是，朝廷采纳了富弼的建议，拒绝了元昊的使者。迫于压力，元昊最终同意向宋称臣，宋夏关系回归至君臣状态。双方议定举行册封礼，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就在册封使者将要前往西夏时，辽国派使者前来宋朝，朝廷就令册封使者暂不出发，想等待辽使到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再决定宋朝的行止，以免因此得罪了辽国。这时，富弼站出来上奏，请求让册封使者速行，“虏使未至而行，则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后行，则恩归契丹矣”。在富弼看来，宋册封元昊，是天经地义之行为，不需看辽国脸色，若等待辽国使者至后再对夏行册封之礼，则元昊将对辽国感恩，有利于恢复辽夏关系，而不利于宋对辽夏的分化瓦解战略。富弼对三国关系的准确把握，说服了宋仁宗，于是“遂遣使行”。西夏与宋因此结束战争状态。

　　坐观辽夏相斗

　　随后，西夏与辽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辽国境内党项族人叛乱，投归西夏。辽兴宗派兵征讨，元昊出兵援救，竟然杀了辽国招讨使萧普达。辽兴宗大怒，从各地抽调数十万大军，会于西南边境，准备大举讨伐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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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情报工作迟滞，宋朝君臣对辽夏变故尚不了然，对于辽国大军异动的原因产生怀疑，很担心他们与西夏联兵南侵。但富弼对辽夏关系的发展却比较了解，他断言这一次辽国绝对不会南侵，“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七条说，“契丹始与元昊约，同困中国，今契丹背约受中国益币，元昊屡出怨言，契丹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族屡杀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发兵西伐，必无会合入寇之理”。

　　但有的大臣还是不放心，认为小心为上，应向沿边地区调兵，以备辽国突袭。富弼笑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这时候，辽国正倾力对付西夏，如果宋朝不明不白大量调兵赶热闹，难免不让辽国起疑，那局面可就混乱了。宋仁宗再次信任富弼，没有调兵。而辽国确实没对大宋动任何心思，他们的目标是元昊。

　　辽国起兵十多万，分三路向西夏境内杀去。大军渡过黄河，前行400里都没有遇到抵抗。随后在贺兰山北麓捕捉到西夏主力，辽军纵兵进击，把西夏军队打得大败。

　　元昊与宋军作战习惯打胜仗，这次一战即败，不免有些气馁。他了解到辽国援兵仍源源不断前来，心中大惧，使出缓兵之计，派使者向辽兴宗谢罪请降。兴宗召集众将商议，大将萧惠说:“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亲临，大军并集，如若不将西夏一举征服，将来后悔莫及。”兴宗觉得有理，下令辽军追击。元昊见议和不成，率军急退，边退边施行焦土政策，将方圆数百里地面粮草烧尽。这一招击中辽军要害，他们一向不带粮草，以战养战。如此一来，后勤供应全无保障，因缺少草料，战马病亡大半。此时，元昊再次派人前来请降，辽国君臣计议未定，元昊突然率领大军袭来。辽军战斗素养很高，匆忙迎战，仍把西夏军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突然天起狂风，飞沙走石，扑向辽军。辽人最为迷信，极崇信鬼神，狂风一吹，将士都心惊肉跳，军心大乱。而西夏军对自己地面上的这种风沙早已习以为常，乘机冲杀过去，将辽军打得大败，辽兴宗本人只带了几十个随从逃脱。这场大战发生在河曲，故称“河曲之战”。

　　第二年，辽国又兴兵大举进攻西夏，仍没占到上风。1049年，辽军再度西征，仍拿西夏没办法。至此，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富弼成功出使辽国，解除了战争危机，为大宋立下一件大功。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大宋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正是这些作为，一向拒绝写作碑志的苏轼，爽快地答应了其子富绍庭求写碑文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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