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等成语典故，对三国蜀后主刘禅作了无情嘲弄。不过，在提交15日举行的纪念刘备入蜀1800周年暨诸葛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文化专家罗开玉和谢辉所著《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认为，从帝业上看，刘禅不失为中常之君;从帝品上看，刘禅是中国历史上肚量大的、节俭的、真正爱民、宁愿自己蒙怨，又确被后人误解千年的仁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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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作者认为，刘禅为帝41年，大体可分三阶段：诸葛亮时期(223-234年)，刘禅“以父事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无为而治时期(234-253年);帝权失控期(253-263年)。
作者认为，诸葛亮对刘禅评价较高，如赞其“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而在诸葛亮时期，刘禅对诸葛亮“以父事之”，始终如一，凡事谦让，表现出大气的特点。刘禅对诸葛亮大小权独揽的代政方式，虽有不满，但以大局为重，始终克制。
在无为而治时期，从蒋琬执政开始，刘禅便基本掌握了帝权，实际上控制着蜀汉，这主要表现在刘禅实际上掌握着最高大臣的任命权。
费祎死后，姜维执政，蜀汉进入最后十年的急剧衰亡阶段，日趋没落。蜀汉猝亡之时，国势并没耗尽，本还可能苟延，但这种可能之所以没成为现实，作者认为主要与后主帝权失控和他的仁德有关。后主帝权失控表现在不能很好地控制姜维，而姜维北伐多以失败告终，极大耗损国力;帝权失控还表现在宦官黄皓干政上，黄皓的无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汉的猝亡。
关于后主的评价，历史上主要有可次齐桓、中常之君、昏弱之君三种。《三国志》作者陈寿持中常之君的观点，评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而持刘禅是昏弱之君看法的，则占了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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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的作者认为，对刘禅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课题，不可一概而论。从帝业来看，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刘禅为帝之后的事，不能说与刘禅完全无关。刘禅营造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本身就是巨大贡献。在蒋琬、费祎时期，刘禅无为而治，维持了国家正常发展。故帝业上不能完全否认刘禅，应该说其不失为中常之君。至于帝品，综观其为帝四十多年的生涯，肚量大为其显著特征。期间主要首辅换了一批又一批，与同期魏吴相比，最大特征是完全避免了朝廷要员之间的内部倾轧，执政班子相当平稳。刘禅能够大胆用人，无为而治，唯一的问题是晚节不保，放纵了宦官黄皓。
在生活作风方面，刘禅应属简朴型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个爱民的君王，除了善待土著、不大兴土木之外，更表现在面临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的难题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听从谯周之劝说，在前线尚未败亡之时决定降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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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是否该降，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有史家认为，刘禅选择不战而降，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这与当年刘备在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真正爱民的刘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而让人民多得实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一直有刘禅的专祠。庆历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下令拆毁刘禅祠，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
对刘禅亡国后“乐不思蜀”的丢人表演，《新论》的作者认为，刘禅装憨卖傻，不仅是养晦自保，更关系着一大批降臣的命运。这一表演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表现如出一辙而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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