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战神杨业在降宋之后为何没有被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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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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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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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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