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湾的历史学界吹起一波通俗史学的风潮，“故事”、“台湾吧”、“历史学柑仔店”等历史学者或研究生经营的网站相继成立。虽然古代中国的主题在其中并不多见，但古代中国的名人“秦始皇”却在出版界找到舞台。李开元、吕世浩等历史学者自2010年以来，各自撰写了以秦始皇为主要线索的“三部曲”，颇受历史学界与社会大众瞩目。今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张分田先生的《秦始皇传》，无疑再次为大家讨论秦始皇，提供了重要文本，值得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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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传》虽仅一册，但洋洋洒洒近七百页，内容不可谓不全。作者以“家世”、“孺子”、“亲政”、“统一”、“称帝”、“骄奢”、“结局”诸章描绘了秦始皇的一生。《秦始皇传》第一章从秦始皇的家世写起，概述秦国兴起的历史，说明秦始皇所作所为的历史背景。
与吕世浩先写《秦始皇》、再写《帝国崛起》的顺序虽然相反，但问题意识如出一辙。而第四章“统一”篇叙述秦始皇横扫六合时，更概述了东方六国各自的历史背景。故《秦始皇传》并非仅是一本个人传记，更像是一本以秦人为主角的春秋史、战国史与秦史，读此书不应、不能也不会只看到秦始皇。
《秦始皇传》的视野确实不局限于秦始皇个人，作者力图探讨法家思想、官僚制与法律、等级社会、田制赋税等重要的秦代历史背景与秦始皇的关系，辟有“思想”、“制度”、“社会”、“经济”、“法制”、“工程”、“生活”诸章，将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与结构下讨论，下文仅举两例以说明：
暴虐无道是一般人对秦始皇的第一印象，作者并不反对，但作者将秦始皇的暴虐无道，析分为社会性暴虐、时代性暴虐、制度性暴虐与个体性暴虐，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为君主制度，社会结构是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今日民主制度、庶民社会有着巨大差异，对秦始皇暴虐无道的批评，若罔顾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则未免流于表面。主观的道德评价与客观的历史分析在此被融为一炉，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秦始皇暴虐无道的认识，也让我们了解臧否人物时是否具有历史纵深，其结论将有多么大的不同。
秦法严酷同样是一般人的惯常印象，但在秦代法律出土前，此印象其实奠基于汉人对秦代的历史记忆与书写，并非根据第一手的史料，不能准确说明秦人与法律的关系。作者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竹简，指出秦法具有区别故意或过失犯罪、自首从宽、诬告者反坐、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等与现代立法精神一致的规定，而许多现代人看来严苛残酷的罪刑惩罚，其实汉魏晋唐法律里也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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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独责秦法。秦人与法律的关系的真正特色是以吏为师、以刑为本。皇帝颁布的诏令法律是人民生活的指导原则，官吏则是具体的指导者。在法家构建的蓝图中，过去依循礼节与风俗而运作的社会生活，现在遵循秦法而运作，社会秩序以政府法令为依归。随着焚书坑儒等事件的推波助澜，秦法对天下人民的影响势必既深且广。
上述二例皆反映作者对秦代政治的看法不同流俗。事实上作者张分田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精研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秦始皇传》全书尚有不少篇幅辨析“天命”、“皇帝”等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颇有助于读者了解铲平周代万国、战国七雄的秦始皇。
自诩功盖三皇、德过五帝，故自创“皇帝”的称谓以彰显自已无与伦比的功德。皇帝这一今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在秦朝当时极其新颖特别。秦始皇创制以面对变局，各种前无古人的所作所为，其制作心态从此得而了解，其行事的功过得失更值得后人借鉴。秦始皇是永远的话题，二十一世纪依然如此。
《秦始皇传》是二十世纪历史学的结晶，历史学必须凭证据说话，作者不仅细致解析《史记·秦始皇本纪》等传世文献的内容，还充分运用了睡虎地秦简、商鞅方升、阳陵虎符、阿房宫考古遗址等二十世纪出土文物，《秦始皇传》是二十一世纪初读者了解秦始皇的绝佳台阶。二十一世纪末的《秦始皇传》又会是什么面貌呢?本人无法预知未来八十余年的中国大陆考古发现，但可指出公元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的发掘，必将在未来的《秦始皇传》里占有分量。凭什么?凭里耶古城里发现的三万六千枚秦简。
2012年11月1日，我从湖南省会长沙出发，一路换了四五趟车，于风景清丽的山路上颠簸了十二小时，才抵达今日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昔日的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城所在地。每日离开里耶镇的公交车只有两班，若搭乘下午的公交车，当天便无法离开湘西山地，须在吉首市或凤凰古城住宿一宵。从交通的角度来说，里耶无疑属于世外桃源，或者化外之地。这就是里耶古城——秦帝国的边陲一角。
因此三万六千枚秦简并非首都咸阳府库里收藏的绝密档案，并未记载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里头关于秦始皇逝世的另一个版本。但也正因里耶古城只是约四万平方公尺、面积不到天安门广场十分之一的一个县城，迁陵县只是偌大秦帝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耶秦简才是秦始皇各道诏令、秦帝国各项制度最佳的检验试纸。
在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里，我们看到《秦始皇本纪》轻飘飘的“书同文”三字，化为具体执行的政策时是多么具有分量。过去我们只知道异形的六国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目标，现在我们了解异体字、方言乃至不一致的名号称谓，都是秦始皇统一的目标。有谁想得到秦始皇连皇帝的“皇”字上半部是“白”还是“自”都要管?又有谁想得到秦始皇竟然不准楚人继续把家里厕圈养的牲畜喊作“猪”，从此以后必须改喊秦人惯用的“彘”?秦始皇想要统一的不只文字，还有语言。三万六千枚里耶秦简确实反映了高度一致的官方文书语言，反映秦始皇书同文、语同言的政策确实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推动，甚至曾在南荒深山小县迁陵里确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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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壹)》的记载，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属县普立泰上皇庙，此似为汉代郡国庙的前身，反映刘邦在首都长安以外之处普立宗庙，其来有自，并非异想天开。而里耶秦简8-138+8-174+8-522+8-523记载了迁陵县吏的“行庙”活动，此“庙”很可能就是岳麓秦简的泰上皇庙，证实秦代法律确非虚设，就连南荒深山小县迁陵亦须建立一座泰上皇庙定期祭祀。里耶“秦更名方”还记载了皇帝祭祀承袭了天帝祭祀的仪式，意味皇帝等于天帝，秦始皇帝被充分神格化，泰上皇亦然。
岳麓秦简与里耶秦简两相参证，可推测迁陵县的泰上皇庙使用的祭祀仪式是原先天帝祠庙所使用的祭祀仪式。我们甚至可进而推测秦始皇在迁陵县立的不只是太上皇庙，可能还有自己的始皇帝庙。秦始皇在活着的时候就在郡县广立始皇帝庙，让地方官吏以天帝的祭祀仪式祭祀始皇帝他自己。
原因无他——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皇帝的神权无远弗届，直至天边，这似乎就是秦代普立郡县宗庙的真谛。上述根据最新材料提出的最新见解若得以成立，我们便可循此角度重新理解秦始皇创造“皇帝”名号的心态与目的，二十一世纪末的秦始皇传也就成为一部凡人成神之传。
如果秦始皇的宗教理念如此极端、自信心如此膨胀，那么他对凡间强势到近乎暴虐的控制，也就不难理解。上文再三强调里耶古城交通极为不便，迁陵只是个位于楚国旧地的南荒深山小县，但就在这样一个鸟不生蛋的蛮荒山地，秦始皇却宁愿派遣大量的外地戍卒去驻守、大量的外地官吏去统治、大量的外地百姓移民入居，把当地土著全部赶出迁陵县城之外，借以保证统治的稳定，也不愿意采取成本低廉却富有实效的羁縻政策。
若是对照湘西山地于东汉以后被武陵蛮盘据，宋元明清都是当地土司固守的地盘，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央王朝几未有效统治过湘西山地，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在湘西山地的强势统治便益发令人惊异。南荒深山既已如此，秦朝对东方六国的辽阔平原又怎能不严加控管?秦始皇对广土众民的控制与压抑，可能超乎过去学者的想象。
里耶古城虽小，却带给我们见微知著的可能性。比《秦始皇传》本书更好的秦始皇传记，必当充分参考里耶秦简的研究成果。秦始皇是永远的话题，让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翘首以待。(本文原题为《永远的秦始皇》，是作者为张分田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始皇传》而写的序言，在澎湃新闻发表时文字略有调整。作者目前在“中研院”史语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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