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与之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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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
北宋宰相李邦彦之父李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有钱的银匠，“惟喜与进士游”。他好客的名声在外，以至河东(今山西)举人赴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经怀州，必到李浦家拜访，而李浦总是会赠送一笔盘缠。当时人们称李浦这种做法为“结秀才缘”，意为结好于有望高中进士的举子，用钱为自己铺路。人在没有当官时，你奉承他，比他当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称“李浪子”的李邦彦，后来顺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说与其父广泛地“结秀才缘”有关。
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
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
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墓地。
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
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隋朝开国功臣刘昉广交富商大贾
在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大功。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昉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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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
在中国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富商进刘昉的门，就得花钱，即需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昉送钱了。如果富商不时时给他献上分量极重、能够打动他的“红包”，他会“屈尊”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乐此不疲吗?
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
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酒店，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
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昉、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给面子。刘昉借口说，没有统兵打过仗，怕干不了。郑译推辞说，老母在堂，不能远行。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昉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爵位、职位照给，不给事干，让其赋闲在家。
刘昉自以为立下了开国首功，后被疏远，心中既惴惴不安，又大为不满。于是怨气日盛，与梁士彦、宇文忻搞到一起，开始时只是发发牢骚，后来竟图谋反叛。东窗事发，刘昉及梁士彦、宇文忻都被处死，家被查抄。三家所有财物都被搬到皇宫射殿，杨坚身着素服，命大臣们拿起弓箭，任意射取财物，谁射中，谁就搬回家。杨坚想用这种特殊的做法，让大臣们吸取刘昉等人贪腐、谋反、自取败亡的教训。杨坚独创的这种“廉政教育”方式，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宰相许敬宗嫁女娶儿媳挣大钱
唐朝的许敬宗从涟州别驾一直做到宰相，可谓青云直上。但他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大奸臣，宋朝宋祁写《新唐书》人物传时，将他列入《奸臣传》。他作为奸臣的主要罪状是，帮助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逐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梁王、长孙无忌、上官仪”，连手武则天，排挤了一批人，谋害、杀死了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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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宗其人，最典型、最精彩的一段台词，是在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关键时刻说的。《许敬宗传》云：唐高宗准备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遭到激烈反对。就在唐高宗犹豫不决之时，许敬宗投了武则天至关重要的一票。他说：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就想换妻子。天子富有四海，想立一皇后，臣下说不可以，有什么道理?他的一席话，使高宗下定了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决心。许敬宗“于立后有助力”，高宗满意，武则天更满意，投桃报李，不久许敬宗被提拔为宰相。
许敬宗爱财如命，为了敛财，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商品。《新唐书》说：“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饕沓”，贪得无厌。为多多地获取聘金，许敬宗特意将一个女儿嫁给岭南酋长、也是唐朝官员的冯盎的儿子。
冯盎，冼夫人之孙。唐高祖时任高州总管，封越国公。唐代高州乃现在广东鉴江、漠阳江流域地区。冯盎饶有家财。唐太宗曾一次赏给奴婢多至万人，赏赐财物不可胜计。冯盎自云：“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贵，如我希矣。”意思是，我家居住岭南已五代了，此地担任州郡长官的，只有我一家。我多的是男女奴隶和钱财。世上富贵如我的，很少很少。
刘肃《大唐新语》则说：敬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子)”。“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之婚姻，曲为九陇叙其阀阅。”许敬宗将一个女儿嫁给富豪冯盎之子，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监门将军的新贵钱九陇的儿子，动机也是贪图钱财。他嫁两个女儿，得到聘金数十万。
不但如此，许敬宗为儿子娶妻也要捞一把。“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人家儿子结婚赔钱，他家赚了大钱。
在唐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而且十分看重门第。京中高官许敬宗嫁女于岭南酋长的儿子及原皇家奴仆之子，当时的人不可理解。于是，有关部门弹劾他，说他为图钱财不惜将女儿远嫁酋长之子。他被降为郑州刺史。
许敬宗既贵且富，不缺钱花。除了俸禄及朝廷的赏赐外，还有很多“黑色收入”。他先后担任过多种官修史书的主编，前后所得赏赐不可胜记。他还不满足，利用编书之职收受贿赂。编书还能受贿?当然能。他在书中给人立传，传主家贿之以重金，他就为人家玩“曲笔”，歪曲事实，过错写成功劳，丑的写成美的。酋长庞孝泰率兵参加对高丽的战争，此人怯懦，吃了败仗，受到敌方嘲笑。许敬宗接受了庞孝泰馈赠的钱财，昧了良心为其美言，说他屡屡破贼，唐朝将领称得上骁勇的，只有苏定方与庞孝泰二人，曹继叔、刘伯英比他们差远了。他的亲家钱九陇，原本是唐高祖的奴仆，许敬宗为他捏造光荣的门第、显赫的功劳，还将他与有名的大臣刘文静等合传。
《旧唐书》说许敬宗“好色无度”。他的妻子裴氏死了，他立裴氏的侍婢为继室。扶婢女为继室，本来就让时人非议，他还要让她冒姓虞。这位“虞氏”，长期跟许敬宗的长子许昂通奸，许敬宗怒不可遏，请求朝廷将长子流放岭南。《旧唐书》说“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就是指流放长子于荒僻的边远地区，嫁女儿于遥远地方的酋长冯盎之子。
许敬宗生活奢靡，日常开销极其浩繁。“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他的府第特别豪华，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官员住房规格。他家楼连着楼，他让歌妓们在“连楼”上跑马。为了过这样的奢华生活，许敬宗自然要变着法子捞钱。儿女婚嫁成了他捞钱的理由，编书成了他捞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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