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经过变法，两人反目成仇。他俩曾在宋神宗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理财之道和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国家的职责就是更加科学合理地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他责备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他们的矛盾焦点在于一个“利”字。所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一书中，就用调侃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当一本万利。”王安石一听，眼睛贼亮，兴奋地问道：“那放掉的水，何处可容呢?”有人接口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场之人，无不笑倒。司马光借这个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讥讽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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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说：“愿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至远近骇笑。有好事者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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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不过，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所以，这些段子和故事，颇有杜撰之嫌。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呢?性格使然。王安石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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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像黄庭坚，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因此而遭到贬谪，但他对王安石本人却既欣赏又敬佩。他曾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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