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是雄才大略?还是好大喜功?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毛家大爹最有名的词《沁园春.雪》中的一句,可见大爹对秦始皇汉武帝是极其推崇的。其实,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雄才大略,拓土开疆或曰击溃匈奴”;一种则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或曰穷兵黩武”。这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司马光著述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是这样记载的:“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略咨海内,举其茂俊,与之立功。……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在这段文字中,班固称赞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而司马光却是这样评论汉武帝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等,与秦始皇几乎相同,而秦亡,汉却兴,是因为孝武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应该遵守什么。尤其是晚年能改过,所托的顾命大臣霍光等得力,才避免了亡秦之祸。

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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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以为,司马光之言之所以准确,从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中也可以看出来。《史记.平准书》是一篇“食货志”,内容关系百姓吃穿、国家用度、土地、徭役、赋税、经济、政策等等。从“食货志”中最容易看到政府对人民实行的是仁政还是暴政。国与民,好比是天平的两端,两端保持平衡了,便基本上实行的是仁政。如果老百姓这一端失衡了,便是暴政。从《史记.平准书》里看,汉武帝行使的不是仁政。因为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尽民脂,又变本加利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过犹不及,使国家成了一架敛财的机器,而百姓的血汗却被这架机器榨干了。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初,国家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养民政策。到文、景之时,国家安定,百姓富足;京城积聚的钱币巨万,以致库府中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天下粮食到处都堆得满满的;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都腐烂不能食用了。街坊百姓都有马,阡陌之间更是骡马成群;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做吏胥的老死也不愿改任,做官的以官职为姓氏名号……真可谓“文景之治”,太平盛世。

  但到了刘彻皇帝,财政状况急转直下。先是对南越和闽南用兵,江淮一带骤然动荡不安,耗费巨大。接着开拓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致使巴蜀一带百姓疲惫。向东开凿通往沧海郡的道路,人工费用与开拓西南夷相等。在北边与匈奴的战事逐渐扩大,军需大增。又调发十多万人修筑并守卫新拓展的朔方郡,因水陆运输的路程极辽远,自崤山以东的百姓都要承受这个负担,耗费数十万至百亿,国库都空虚了。由是,便开始卖官鬻爵。捐献财物的就可以补充官额,能出钱的就可以免刑,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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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年对匈奴作战,先是派大将军卫青以十余万兵力出击匈奴右贤王,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五千人;二次再派卫青出击匈奴,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九千人。汉武帝出手大方,立功者赏赐黄金共达二十多万金。投降的数万匈奴也得到了厚赏,吃喝拉撒全由大汉政府统管。由于战事耗费巨大,倾尽库藏钱币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应战争的消耗,于是再行卖官鬻爵。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更大者甚至可封侯或封卿大夫。

  有了钱粮,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获敌四万首级。匈奴浑邪王率众数万人投降,大汉朝廷调拨两万辆车迎接,到了都城长安,连同有功将士一并赏赐。这一年的开支高达一百多亿。

  从前的水利工程白耗钱财不说,政府又要修通汾水与黄河的渠道,征数万人上工;因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便要从长安到华阴开凿一条直渠,又征数万人上工;朔方也要开凿水渠,再征数万人上工;各条渠道修了两三年还未完工,耗费却在数十亿。为了征讨匈奴,必须大量养马,带到长安来喂养的马就多达数万匹,关中养马的士卒不足,就从附近诸郡征调。投降的胡人都靠政府供给衣食,政府财力不足,汉武帝亲自节约,降低膳食标准,解下乘舆上的马匹,拿出皇宫的储蓄,去供养他们。

  偏又遇上灾年,崤山以东的七十多万灾民要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或朔方以南的地区去,耗资以亿计。国库告罄。再加上修昆明池;做柏梁台、广苑囿;访仙求道,泰山封禅,其花费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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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折腾,国库枯竭,于是就在钱币上做文章。用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把银与锡合在一起冶炼成“白金”。皮币实则是一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支。这两种货币都不能凑效,又全面禁止郡国铸钱,只有上林苑所属的三官才能铸钱。从前郡国所铸的铜钱全部作废销毁,铜则上缴国家。由是,老百姓手里的铜钱,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废铜。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完全断送了由他爷爷和他爸爸创建的“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国家垄断经营,加重赋税,让大批商人破产,简直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几使大汉王朝趋于亡秦之势。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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