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5年4月1日，北宋皇帝宋神宗赵顼[xū]逝世。初名仲铖，宋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赵顼即位，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赵顼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7岁，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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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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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为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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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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