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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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毕竟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就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种说法的理由，再谈谈笔者的分析意见。

　　认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实行改革吏治。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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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重视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但是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将许多自己所厌恶的语句(如“民贵君轻”)一一删去。而明科举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体而言，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觑。

　　四是强化对外军事。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认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理由主要是：

　　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经历及胸怀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确实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但也正因为他出身草根缘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故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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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朱元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官为民意。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士钱宰奉调赴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觑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试想，仅依靠压服制服管服的局势，焉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环境?深陷疑心疑虑疑忌的心理，岂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围?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当时，朱元璋连起码信任都不存，何以换来将臣学士的精忠报国?单凭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伟基业并大治天下的。

　　两种说法，笔者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都对也都不对。说对，是指无论哪种说法都摆出了事实，都言明了真相。说不对，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面。

　　譬如说，朱元璋即位之初，确实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重视军事，关注民生，使得整个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后来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实至名归，不属谬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治国期间，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策失误、决策失败之处，一定程度伤害或破坏了大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局面，让期望中的“洪武之治”迟迟未能真正到来。 

　　有成就未必就是已经实现大治;有失误未必就不能谈论功绩。多样性复杂化的人格特点，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朱元璋。没有他的雄才大略与尽力实践，就不可能有大明王朝两百多年历史的坚实基础;同样，不看到他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就无法真正了解和看透明朝成败兴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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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非要说明朝初年出现的盛世局面，就是“洪武之治”，笔者也无话可说。毕竟，我们今人探讨历史、研究事件，都只能基于史料、源于分析，无法穿越明朝去探个究竟、闹个明白。只是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些许遗憾----若真属大治的年代，似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些毁誉参半了，根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辉煌灿烂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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