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最有名的是青苗法和募役法，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出面贷给农民粮食，夏、秋粮食收获后，农民还贷，并付20%至30%的利息。青苗法本意是限制民间高利贷，但实质上变成政府发放高利贷。青苗法最初规定不许强制贷款，但在实施中，不论城市坊郭户还是乡村主客户，都被强制贷款纳息，而且利息往往不止百分之二三十，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最终，青苗法沦为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
募役法也是如此。宋朝户口分为五等，在募役法实施之前，宋朝实行差役法，从上三等户里出人为政府服务。募役法实施之后，政府不再直接差派，改为征收免役钱，再由政府出钱募人服役。但差役法实施时，四、五等户即广大下户并不需要服役，改为募役法之后却需要同样纳钱，且数额不低，这大大加重了乡村下户的负担。而且，对于免役钱的使用，政府并非用来雇人服役，而是挪作他用，并依旧经常差人，导致广大乡村民户既要出钱，又要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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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募役法之外，王安石还实行市易法，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巨商大贾垄断市场，但却使政府成了垄断性商业兼金融机构，强制性向商人放贷或赊贷货物，导致商人债台高筑，严重影响商品流通，抬高物价。而其他措施如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也并未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只有农田水利法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富国”措施外，王安石还实行保甲法和保马法，据王安石所言，实行保甲法一是为了“除盗”，二是为了“与募兵相参”，部分恢复征兵制，三是为了节省养兵费用。其实质是将养兵、募兵的负担转移到民间。保甲训练并非安排在农闲时，地方官甚至专挑农忙时训练保丁，故意刁难百姓，只有纳钱才能安于生产。保马法是由政府出一部分钱，由民间代替政府养马，但政府所给之钱远远不够，养马之家倾家荡产者甚多。
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为政府敛财，掠夺民间财富。变法之初，司马光在和王安石争论时就指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王安石争辩道：“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最终司马光的预言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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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执行者多缺少操守。王安石上台之前，声望非常高，大有“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之势。他与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关系密切，被称为“嘉祐四友”。变法初期，程颐、苏辙也参与其中。但随着变法日渐损害到从官僚地主到普通百姓的利益，越来越多士大夫同王安石决裂，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也包括王安石的恩师欧阳修。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为口号，将所有反对意见一概归为流俗之言，将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全部驱逐出朝廷。驱逐反对派后，王安石启用大批少年新近之人，包括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等，他们不少人才华横溢，但政治操守一般。比如变法副手吕惠卿最初附和王安石，当上参知政事(副宰相)，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千方百计排挤王安石，甚至将王安石写给他的信给宋神宗看。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还经常写“福建子”(吕惠卿为福建泉州人)三个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李定也多次被御史弹劾不为庶母服孝。
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人往往被称为“小人”。启用“小人”虽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但他们操守上的瑕疵却使王安石承受着严重的舆论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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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开启党争导致北宋灭亡。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富国强兵，从结果来看，可谓富国有术，强兵无方。通过青苗、募役等法令，政府聚敛起大量财富，但导致民怨沸腾。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王安石变法使朝臣分裂为反变法派和支持变法派，即“旧党”和“新党”。宋神宗死后，先是旧党上台废除王安石变法的绝大多数措施，哲宗亲政后，又效法神宗变法，新党得势，大规模清洗旧党。此时，变法已经成为口号，只是党派倾轧的工具。
南宋人将北宋末年的党争视为亡国的主要原因，开启党争的王安石自然成为罪臣，此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比较负面，而王安石变法则被视为北宋衰败灭亡的信号。
直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不少人将希望寄托于变法改革之上。在向历史寻求支持时，他们发现了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于是，王安石被梁启超等人洗去骂名，获得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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