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驾崩。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甫登基，唐宣宗即刻施展了一系列的雷霆手段。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唐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在宗教上，唐宣宗与唐武宗反其道而行之。他抑制道教，杖杀了捣鼓唐武宗灭佛的赵归真等数名大道士;恢复佛教，除了诏令在长安、洛阳二京增加寺庙外，听任僧人修复各已毁之寺庙。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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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他首先做的是为“甘露之变”平反昭雪。与唐文宗一样，唐宣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同样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他为文宗朝为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失败而扼腕长叹，但他又认为，事变虽由李训、郑注二人策划，但他们是小人;故除此二人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这一举措赢得了受难者亲属及广大朝臣与士人的好评。

　　其次，便是结束党争。首当其冲的就是武宗一朝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人。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此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宣宗就把所有李党的重要成员，全部贬出了朝廷，用行动全盘否定了唐武宗的会昌政治。同时拔擢了一批新人，完成了对中枢神经的大换血，建立了他自己的执政班子。

　　李忱还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绚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会让令狐绚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有几件事足以证明宣宗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次，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今陕西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又大惑不解。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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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佛祠，看见醴泉县(今陕西礼泉)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爽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后来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爽。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爽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唐宣宗不仅在治理朝政上极其认真，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只要他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他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唐宣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同样想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鉴于“甘露之变”的教训，他处理时极为谨慎，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朕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祸，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

　　他又召宰相令狐绹商议。令狐绹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然令狐绹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实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实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他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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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唐宣宗在位期间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提，那就是河湟的收复。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唐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唐宪宗李纯，虽然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造成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唐宣宗李忱，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原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关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即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张义潮率军归唐。沙州本是吐蕃控制的地方，张义潮趁吐蕃发生动乱之际，起兵抗击吐蕃，唐人都积极响应，队伍很快壮大，吐蕃守将惊惶逃遁。张义潮率军投奔唐朝。朝廷令张义潮军驻留沙州，并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十月，张义潮出兵河湟之地，很快平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今甘肃、青海交界一带)。然后派兄弟张义泽赴京，献上包括沙州在内的十一州地形图籍，从此，河湟失地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唐朝诗人杜牧作诗称赞宣宗收复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诗人崔铉作诗：“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遇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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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靠唐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唐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多多少少有上天馈赠的意思。

　　极富传奇色彩的唐宣宗，让业已衰落的大唐王朝见到了中兴的曙光，虽然无法达到太平盛世，但起码让百姓看到了过太平日子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宣宗皇帝又走上了他的先辈爱妤丹药的老路。尽管如此，但在“大中之治”落下帷幕之后，历史仍然给予唐宣宗李忱很高的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评论的：“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萧家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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