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荒淫之主。论者分为两个极端，一方说万历一朝是大明盛世，一方则说“明亡，亡于万历”。
对明朝皇帝“不上朝”的问题，我曾撰有《明代“早朝”考论》(2009年发在《史学月刊》上)一文，指出明代的早朝就是个形式，办不了什么事儿，上不上朝并不能构成评判皇帝勤政与否的重要指标。万历以前，朝会虽然荒废已久，但制度上还是要每天上朝，到张居正这哈，不是讲求务实吗?就把这虚玩意儿给改了改，改为逢三六九日才上朝。这样一个月上朝满勤，也不过九天。所以啊，评价明神宗，被拿来说得最多的这件事，应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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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一个极好读书的人，皇家图书馆的书已不够他看，他经常命宦官到北京书坊里去找书来读，涉猎很广，什么时兴、畅销之书，多是经“御览”过目的。如果搁今天，您发条微信，说不定转呀转的，就让神宗看到了也说不定;又或者您上回电视访谈，听众之一就有他神宗大大。
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神宗喜欢的书目里，史书很多)，怎么可能不精明、不懂事呢?因为他见到的坏事太多了，谁要骗他，就像电信诈骗，他一闻就知道是骗子来电。
其实呢，神宗亲政以后，“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本章他都自己亲自看，亲自决断，不容臣下再忽悠他。万历朝最主要的毛病，还是皇帝和臣下不合，因为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神宗便做不到与阁臣和衷共济，不信任臣下，大臣便无权，大臣无权，还经常遭受一些小官的无端攻击，挨了气，还没处说理去(可能皇帝见大臣受气，私底下还乐呵呢)，只好告假、告病、告退——总之，撂挑子，不干了!
比如万历十九年时，内阁辅臣三人，就有二人告病不出，神宗忙不过来，也急了，不得已写手诏安慰他们：
“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其中边方重务、品骘官员、紧要文书自初六日至今堆积盈几，是朕孤立于上，卿可忍乎?孰不可忍乎?书云：‘君逸臣劳。’用臣犹子代父，卿逸卧在家，心可忍乎?不可忍乎?”
说得多么动情啊!阁臣大人们，你们快回来办公吧，我一个人孤立在上，搞不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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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也晓得“君逸臣劳”的道理，但“臣劳”的前提是君主放权，可是神宗对臣下猜忌太深，不单是阁臣，还有司礼太监，他都不放心，尤其忌恨阁臣与司礼监合体欺蒙他。
明末太监刘若愚讲了一件事，很典型。说太监史宾多学能书，刚好神宗想要一个得力的内官到司礼监做秉笔，在御前帮办机务，处理章奏。忽然想到史宾，觉得此人人才难得。他正在寻思此人可用不可用，嘴里念叨了两句，被皇贵妃郑娘娘听到了，就在旁边随口帮了个腔，也说史宾好。看官不都知道神宗特别崇信郑贵妃么?史宾的提拔问题这下可以解决了吧。大错特错!郑贵妃这一句帮衬，并没有起效，反而让神宗心里一动，怀疑史宾有钻营宫闱的行为，否则贵妃怎肯替他说好话?——大概郑贵妃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吧。这可犯了大忌，神宗二话不说，立刻将史宾贬到南京。
但史宾没冤死，因为他还有一回更大的冤屈要受!
过了几年，事情渐渐淡忘了，史宾又慢慢悠回北京，仍到司礼监文书房办事。有一天，有一件要紧的旨意要发到内阁，按照惯例，该是文书官排名第一的太监亲自捧送圣旨到阁，而史宾正好名列第一，于是就由他亲自去了。回来复奏，神宗也没搞清楚状况，见史宾巴巴地跑到内阁去传旨，忽然想起他“钻营宫闱”的旧事，登时大怒，以为这家伙还不老实，借着传旨，“夤缘往阁中见辅臣也”!于是趁怒一脚，复将史宾踢回南京，这回史宾惨惨哒，竟在南京蜗居了二十多年，直到神宗去世，才回转北京。
史太监真是个倒霉蛋，但从这只蛋从南滚到北，从北滚到南，我们从中却能看出，神宗是一个精察、疑心很重、性情敏感的人，在他身边是不好当差的，所以经常有宦官因为做错了事，被杖责至死，搞得宫里人人害怕，以到皇帝身边办事为险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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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莫要议起明代的廷杖，只盯住外官书生的屁股，那小宦官无蛋的屁股蛋儿上，挨打着实更多、更狠、更要命。
那么，以神宗如此精察，怎么到后来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呢?我觉得还是体制的问题，日趋衰落的皇权与日益高涨而腐败的官僚体制发生了严重错位，互相掐、斗气，皇帝越是想有所作为，却越难有所作为，神宗与外官小臣斗了半辈子，最后实在没辙了，干脆撇开官僚，直接派出一批宫廷宦官，一竿子插到底，由着他们去做事，明朝就更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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