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一案中“莫须有”罪名之典故，几乎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小皆知。但是人们清楚其准确含义吗?人们怀疑过它的真买性吗?现在告你这故事中有几个关键问题存在不解之迷，你会感到惊讶玛?不信的话，请读下文。

　　《宋史·岳飞传》载，当岳飞一案以谋反罪判定上报之际，大将韩世忠听说岳飞父子入狱蒙冤，且被判死罪，心中很是不平，鼓起勇气来到相府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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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故事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也早已耳熟能详，其“莫须有”三字也逐渐成为冤狱的代名词，如世称岳飞冤狱为“三字狱”。然而仔细推敲，秦桧的这句话实在有些不合逻辑。“莫须有”历来被解释为“恐怕有”、“或许有”之类的“两可之词”，那么，秦桧的话应这样翻译：“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那封书信(指奸臣所诬岳云有封要求张宪帮助岳飞夺回兵权的信)虽不确实，但这事情或许有。”秦桧这样回答质问，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岳飞的罪名“也许有”，也许没有，他不清楚。从秦桧要杀害岳飞的立场出发，他可能说出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吗?不管秦桧是此案的元凶还是帮凶，其要害死岳飞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至少应该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世忠的质问。所以这段话，令人颇生疑问。

　　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认为，秦桧的那句话应如此断句：“其事体莫，须有。”这里的“莫”相当于后世流行的语末助词“嘛”，从语音上看，莫、嘛也是同音，它是考虑问题时的一种语句拖音，似乎含询问之意，实际上只是没有含义的语气词。而“须”字的用法，宋人常用作转折连词，相当于“却”，如朱敦儒《水调歌头》中“中秋一轮月，只和旧青冥，都缘人意，须道今夕别般明。”所以此句的翻译应该是：“这件事情嘛，却是有的。”是一个完全的肯定句式。同时，宋代也颇流行这种句式的使用，如王明清《挥麈后录》中，就有“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和“此事莫，皆不虚否”等句。总之，上至《左传》、《论语》，下到宋人的说话习惯，都有这种结构的句子。俞正燮还指出，当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态度依然非常骄横，反诘世忠道：“其事体莫……”略加迟疑而审度之，然后自决言：“须有”。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定有罪。韩世忠不服，故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以诋秦桧之妄。 

　　俞氏在断秦桧后面那句话时，在通释其“莫”字为语未助词“嘛”时，可谓不无道理。但在解释韩世忠那句反问时，就显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因为如果将“莫”，作为前一句末的语气助词的话，它只是一个拖音，并无含义，如何能将其横截到后句中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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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有学者认为，宋人口语中多用“莫”字作“当”字解，如宋徽宗曾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指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铁围山丛谈》卷二)苏轼给文同的信中，也载“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的话。可见“莫须”二字连用，是宋人的习惯，意即“当须”如何。这样的话，“莫须有”三字应理解为“当须有”，“其事体当须有”是一个肯定句式，意为“这事情应当是有的”。此句话从秦桧口中吐出，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强词夺理的味道在内，所以韩世忠才有后面的反驳。

　　也有学者以为，宋时“莫须”两字常连用，如《金佗粹编》卷一载高宗手诏：“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莫”有“岂不”之意。再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三五载宋哲宗主张恢复保甲军训，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兵志》载同一语，作“府界岂不可先行”。所以“莫须有”即“岂不须有”，意为“难道不应该有吗”，是一种以反问为形式的肯定语句。 

　　然而，“莫须”在宋人口语或文章中确有“或许”、“大抵”的解释。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载：“兼前番临时曾言夏税秋赋，如碎杂豆油之类，如何搬运?设若本朝委曲从之，莫须折当，元帅与郎君皆言甚好。”《朱子语类》卷七二载：“占法则莫须是见豚鱼则吉，如鸟占之意象。”此外，“莫须”也有解释“莫非”、“可”的，表疑问语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有云：“馆使、侍读莫须与他商量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记：“不知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么?”这样，“莫须有”可作“当须有”、“岂不须有”、“或许有”、“莫非有”等多种解释，哪一种才是秦桧的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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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通过有关的史料考证分析，认为“莫须有”之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无名氏《野史》编造出来的，后人失于考证，以假为真，辗转抄录，才使之成为“历史典故”。首先，一些重要宋代史籍中不载有这件事情，如史学家李焘，他与岳飞、秦桧、韩世忠是同时代人，经历过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一生著述弘富，其《续资怡通鉴长编》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但在他所有著述中却只字不提有关“莫须有”之事。其子李埴也有文名，他的史著中同样不取此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王明清的《挥麈录》也都没有相关记录，后者所记秦桧之事不下二三十条，却没有一处涉及“莫须有”。

　　其次，宋人记载此事的史籍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在行文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互相辗转抄录的，有的稍作增删，有的干脆一字不动，也有脱字或讹字的。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此事，正文下自注，曾查阅过《王俊首状大理寺案款》、《刑部大理寺状》等资料，惟有吕中的《大事记》载有此事。在众多有关史籍中，只有熊克的《中兴小记》明确注明其材料出自《野史》，至于《野史》的作者是谁?其故事从哪里得来?就没人知晓了。所以其他记载此事的史籍，如《名臣琬琰集》、《宋宰辅编年录》、《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及《宋史·岳飞传》等，可以说都几乎辗转抄袭于《中兴小记》，难怪后来引用这条史料时，竟是这样惊人地雷同。

　　岳飞被害后，高宗、秦桧力主议和，抗战派官员遭到打压，许多人同情抗战派，又不能公开宜传，只能私下通过著述立说，抒发对朝中政治斗争的看法。估计《野史》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之于传闻，撰写出这一段有关“莫须有”的对答。岳珂《金佗粹编》中也有几处记载了这一故事，他在岳飞死后七十余年才编此书，为了给祖父增添光彩，寻访有关的遗轶之文，看到“莫须有”一事，能增加对秦桧之流的斥责力度，自然收容入书，而无须考辨真伪，这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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