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中期以后，最高统治者在惩贪立法中的随意性和严重失误，使吏治立法形同虚设。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经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废法，最终必然加重整个吏治的腐败。雍正帝享国日短，也是其反腐见效的历史之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雍正皇帝并没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申明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严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继位不过40天的雍正帝如此心急火燎，决意下猛药整肃官场，当然事出有因。
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在位61年(1661~1722年)，号称盛世，但官员贪腐之风，已愈演愈烈，上下欺蒙，互为掩饰，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日益虚溃，国家收支严重失衡。到康熙末年，仅户部的亏空就达250万两白银，地方亏空更为严重，康熙帝驾崩时，大清朝的户部银库(相当于国库存银)只有区区800万两。
雍正帝继位前，当了40多年皇子，他自己承认事事不如乃父，唯对官场知之甚详，对官吏贪污纳贿风气认识甚深，认为其危害远非杀人、强盗之类罪案可比。一旦大权在握，可以乾纲独断，他自然要迅速推行内心笃信的政治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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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府发力
雍正开出的第一道“猛药”，是在中央成立特别机构会考府，负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钱粮奏销事宜，审查重要支出项目，清算出入之数。
康熙朝不是没有惩治腐败，但康熙帝为人较宽仁，吏治也是先严后宽，通常不愿重办贪官。雍正则不同，他继位后即明确宣布：凡康熙宽宥者，他都决不宽恕。在登极大典前，内阁拟了一道《登极恩诏》，依前朝惯例，开列各部官员亏空，要求新君恩免。雍正帝认为，此种亏空，不是受上级勒索便是个人贪污，“既亏国幣，复累民生……此朕断断不能姑容”。他在《登极恩诏》上干脆明言，对此类官员要严予清查，按数退赔，绝不能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谕令成立会考府，由其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及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成为清查退赔、察核钱粮、纠参贪腐的权威机构。他还对首席大臣允祥放出狠话：“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显然是要一竿子插到底，决不虎头蛇尾。
没想到谕令下达了一个月，中央各部仍拖拉观望，企图逃避清查，一些官员也对设立会考府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要慎重立法以防流弊、多了一道衙门反而多一道手续等。雍正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五日再下谕令，严厉督促。
皇帝动了真格，会考府不能不认真地开始察核工作了。他们首先以主管钱粮的户部为清查重点，结果很快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主持会考府的怡亲王允祥恰好也总理户部事务，他深以追补为难，请求以户部所有杂费逐年代扣，约计10年可以赔付清偿。雍正帝不同意，勒令历任主管官员及属吏赔偿150万两，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三年内还清。
重点清查户部的同时，会考府还严格察核工部奏销事项中有关黄河水利、浙江海塘等重大工程的钱粮数目。比如，四月十九日，会考府驳回工部送来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各处工程奏销钱米之请，因为在察核中发现，赵世显任河道总督时，桃源(今江苏北部泗阳县)、宿迁等三地河工每年耗银约15万两，比前任河督的同类开支多出整整一倍。同一工程，历年水势并无异涨，而奏销钱粮为何多寡不均，且有增无减?经过追查，果然发现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吞钱粮，于是立即重刑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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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府成立后近三年里，任事大臣严格稽查，经办各部院奏销钱粮事共550件，有96件被驳回核改，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可见还是有成效的。被驳回的申请中，工部有多达58件，时廉亲王允禩任工部尚书，自然难辞其咎。
雍正很清楚，止贪之法，不可专责之下吏，若是贪官，其位愈尊，其害愈大，而旁人愈不敢言。因此，即使是王公贵族、高级官员，他也决不放过。康熙第十二子允裪曾管过内务府事务，亏空钱粮，积欠甚多，事发后被责令将家中器物铺列大街上变卖以赔补，真的是倾家荡产。康熙第十子允誐因赔不起亏欠亦被抄家。至于八旗贵族、内务府总管等，只要犯事，更难逃重罚。
会考府在追补亏空、清查侵贪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雍正对之也十分倚重，但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他却出人意料地下令裁撤会考府。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后世学者认为，不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是造成会考府突然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总理会考府王大臣允祥，本身兼管户部事务，他深得雍正信任，而管理工部的允禩，与雍正则素来积怨甚深。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户部需要奏销的事务数量远多于工部，但送会考府察核的却远少于工部，被驳回的申请也以工部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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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继位之初，朝野上下对其接班的正统性、合法性争议不断，他急需改革财政弊端、集中财权，以巩固皇权，故以少数亲信执掌会考府，是唯一的选择。三年已过，六部尚书几乎都换成了雍正信得过的人，会考府这种由皇帝的私人“专任”的机构已不合时宜。
同时，会考府自身因权力过大，逐渐走向异化，从反对贪污腐败的急先锋，变成被贪官腐蚀的重点对象，以至于“会考府公费银”很快就成了地方官必须交纳的“部费”。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贪之难治，腐败之难除，而不能不采取更为严猛的办法和手段来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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