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一向被认为是科技著作，实则其里面的内容十分庞杂，除了“高科技”之外，还有很多人文记载，譬如我们鼎鼎有名的包拯包大人，也有幸入了大科学家沈括的法眼。
说的是一个平民，犯了法，将要被处以杖打脊背的“杖脊”重刑。恰好又是开封府尹包拯审理此案。包大人是“黑脸”，从不讲情面的，此君要大受活罪了。
但这位老兄不是坐以待毙的主，便买通了府衙内一位负责杖责犯人的小吏。此小吏告诉罪犯：到时候包老爷的判决书当庭发下来，一定是我去执行杖责之刑，还没有开打之前，你就必须第一时间拼命地喊冤。然后，小吏便大声训斥他说，老老实实接受惩罚吧，废话怎么那么多。如此一来，马上就会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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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当然言听计从，在临受杖责之前，便与那个小吏合作唱了这出戏。包大人一听小吏口出狂言，有仗势欺人的举动，就气不打一处来，把小吏打了七十大板。而对那位罪犯，包大人却有了不忍之心，将其轻判，随便打了几下便收工。小吏虽然挨了板子，但也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只是包大人，活生生被小吏骗得好惨。
沈括写《梦溪笔谈》时，包拯才去世二十多年，他俩算是同时代人，沈括的记载应该不会太夸张，可信度很高。不知沈括到底是在告诉大家，包青天审案也有糊涂的时候，还是在揭露小吏这种人的阴坏。
中国专制时代的行政制度是“皇权不下县”，即县级以下的地方，根本没有朝廷命官，基本由乡间士绅自治，再委之以县衙的小吏，县太爷便可高枕无忧。而且，从县衙开始，每一级政府机构里，都有很多不入流的小吏，来执行官员的命令，如刚才那位玩弄包拯的高手。
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干几年就走了，对当地事务本就不熟。而且本县本府人士要避嫌，不能在原籍任职，可小吏都是本地人，对家乡物事人情了如指掌。所以，地方上的事，县太爷或许是个“昏官”，小吏却异常“清醒”。
正是这种很不利于官员主政一方的状况，才造成了小吏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嚣张贪渎的一个整体形象。古代很多“公家事”，都坏在他们手上，而官员的名声，也会一不小心，被他们搞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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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上有一篇《梅女》，讲到一小偷，行窃于一户姓梅的人家，却被这家待字闺中的姑娘“梅女”抓了现行，并叫家人将小偷扭送县衙。可惜，县衙里负责治安的某“典史”收了小偷的贿赂，便反诬梅家小姐与那小偷有私情，此乃风流案，并非盗窃案。接着，还要将梅小姐羁押审问。梅小姐恐受侮辱，便悬梁自尽，以示清白。
聊斋上说的“典史”一职，本是不入流的小吏，到了清代，一度被提拔为级别最低的“朝廷命官”。蒲松龄笔下的这位典史，参加工作之前，乃当地一个泼皮无赖，是花钱买的这个典史之位，故此人与小吏亦无太大差异。
此典史作恶多端，在聊斋先生的如椽大笔之下，当然使其全家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只可惜，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小吏们几乎都是对上哄瞒“朝廷命官”，对下欺诈盘剥老百姓，又有几个会得到所谓的“报应”。
我们敬爱的包大人，也是因小吏捣鬼，才留下了一个污点，大大有损其一贯高大上的形象。其实，《梦溪笔谈》里的这位小吏，只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包大人审案的第一逻辑与法则，即同情弱者。
所以他故意狐假虎威，在包拯眼皮子底下大声呵斥罪犯，让包拯认为他正在作威作福，欺压弱者。于是包拯同情心大发，宽恕了那名将要面临重罚的罪犯，也上了小吏的道。
包拯的这种心态，让人会忍不住联想到海瑞。比包拯晚个五百年的明代大清官海瑞，遇到疑难案子时有三大原则：长辈与晚辈，或者兄长与弟弟闹矛盾，一般站在长辈与兄长这边;贫民与富民之间的诉讼，一般站在贫民这边;老实人与刁钻者打官司，一般站在老实人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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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理念，完全是儒家不讲技巧，只顾抽象道德诉求的一种体现。孔子所谓的“不患寡，患不均”，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海瑞不是在具体的案件中去死抠细节，以事实真相作为第一准则，而总是一味地照顾弱势者，想着强势者即便受点委屈，也只是把某种“不均”的状况，稍稍减弱了一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海瑞当然认为自己的理念无可厚非。
包拯与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且不分伯仲的两个青天大老爷。沈括笔下的包拯，又让这两人为官办案的理念如此接近，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
仔细一想，包拯是一个被后代小说和戏剧严重神话的人物，他杀陈世美、查明“狸猫换太子”真相的故事，本没有史实做依据，但其中隐约透出的还是同情弱小的那种套路。推而广之，古代很多所谓的清官，很多都是只讲道德，不顾事实真相的“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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