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派遣王全斌、刘光义率六万兵马从开封出发，分两路向盘踞在四川一带的后蜀政权进军。自出兵之日起，仅仅过了66天，后蜀君主孟昶出降，后蜀四十六州纳入大宋版图。此时王全斌向赵匡胤进献云南的地图，并上疏请求乘胜进军，消灭占据云南的大理政权。不料赵匡胤看着云南的疆域地图，用玉斧画着大渡河以西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言道：“此外非吾有也。”从此北宋、南宋的军队从未有进入过云南地区，大理段氏政权统治云南长达300多年。后人不禁疑问，凭借当时的实力，为何赵匡胤不肯一鼓作气，拿下云南?赵匡胤不愿出兵正因为他“以史为鉴”。《续资治通鉴》中写到“帝(宋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天宝之祸指的是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而南诏指的是当时割据云南的政权。南诏与安史之乱又有何关系，以至于影响赵匡胤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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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时期，云南六诏(王)中的南诏皮逻阁兼并其他五诏，统一云南，定都大和城(今大理)，并派遣其孙凤迦异向唐朝入贡，并留为质子。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748年皮逻阁病死，其子阁罗凤即位，此后唐朝与南诏的关系逐渐恶化。
750年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向阁罗凤索取贿赂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被激怒，一气之下起兵反唐，杀死张虔陀，“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但阁罗凤并不想和唐朝关系彻底破裂，第二年便“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但遭到拒绝。
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遣杨的亲信鲜于仲通率领10万精兵渡过泸水，与阁罗凤部在白厓城展开激战。结果“全军陷没，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阁罗凤则收敛唐军的尸体，“筑京观(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形如尸山)”。
杨国忠反而“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并于752年再度集结天下精兵强将10万人，由李宓率领征讨南诏。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军队极其供给困难，一路上人困马乏，在渡过泸水后，“瘴死者相属于路”。而阁罗凤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西洱河畔一战击溃唐军，主将李宓被擒杀，“举军皆没”。此后南诏与吐蕃联合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成为唐朝西南地区的一大”创伤”。“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云南的两次战争就让唐朝中央付出20万精兵的代价。755年安禄山率领15万人从范阳(今北京一带)出发，轻而易举的就攻陷了长安、洛阳，使唐朝走向衰落，设想如果李唐王朝还有这20万兵马在的话，何至与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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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年，当赵匡胤还是个11岁的孩子时，动荡多年的云南地区，迎来了新的主人-段思平。作为大理段氏的开创者段思平励精图治，大理国力十分强盛。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965年平定后蜀。此时他对是否攻取云南的问题看的十分透彻。
从战术上看，“土风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十分敏锐的看出这是兵家所谓的“死地”、“绝地”，全盛时期的唐朝以20万人尚且不能征服，何况才创建5年，只有区区6万人可以调动的北宋?(不是北宋全国的军队，而是在四川一带的)
从战略上看，如果赵匡胤当时一时头脑发热，乘胜进军云南。当时蜀地虽然平定，但后蜀尚有十几万人马并未“解除武装”，极有可能出现动乱，事实证明此后后蜀确实出现叛乱，而且持续数年之久。此外进军云南是一步险棋，侥幸胜了，也必然会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如若败了，威胁到的则是赵匡胤刚刚凭借武力夺取的皇位，以及还显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权。
所以是否攻取云南不仅是个战术问题，更是关乎全局的战略问题。此时的北宋王朝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云南地区偏居西南一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攻取云南完全符合并不赵匡胤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与“远交近攻”的相结合的统一策略。赵匡胤盯着的目标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地区，即盘踞在广东一带的南汉、割据江南地区的南唐、山西的北汉、契丹的燕云十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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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消灭北汉，除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也没有对云南用兵。北宋、南宋的后代皇帝们也遵循着赵匡胤的这条“祖训”，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与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关系。据《宋史》记载，1117年大理国主段誉曾派使者进贡，宋徽宗册封段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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