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士大夫是宋王朝给很多后人留下的最美好记忆。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理念。但随着历代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皇帝蹂躏大臣早已没了妨碍。即使是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也没有哪个能做到对士大夫额外留情的。
那么，宋代究竟为何能贯彻该制度?应当归功于宋朝皇帝的德行，还是另有原因呢?
不杀士大夫源出何典
不杀士大夫被认为是赵匡胤留下的祖训
宋朝不杀士大夫的说法其实应该是不轻杀士大夫，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免不了在小范围杀戮的。
这个说法除了民国时期的疑古学派外，在史学界已成为公论。但这一说法其实源于南宋时代，大概意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刻碑立誓，命后世皇帝不得以言杀士大夫。被后人称之为太祖誓碑。
如果仔细分析历史，这个说法其实还是存疑。因为被认为反对杀士大夫的宋太祖反倒是宋朝杀戮士大夫较为频繁的皇帝。如果太祖真立过此碑，则相当于一种不合时宜的自我否定。而且太祖碑刻的实物已不可考，更不见于北宋史料，反而集中出现于南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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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朕也记不清了
宋朝真正不杀士大夫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北宋中后期和南宋。那时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见不到诛杀士大夫的记载。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的可怕现象。可见，太祖碑刻真伪有待考证，宋朝不轻杀士大夫也有一个缓慢发展与形成的过程。
赵匡胤虽然被认为比较宽容却一样会杀士大夫
官员间的裙带互保
宋朝时士大夫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宋朝时期的冗官现象在上文中已有提及，而冗官衍生出的一系列裙带关系，又进一步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冗官现象。在此不得不提及宋朝的另一个弊政——恩荫制度。
所谓恩荫，简单讲就是俗话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有一个人在朝为官，他们亲属朋友一同在各部门任职的人数就可能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比如政和六年，一年的恩荫人数就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以上。可见恩荫制度已经让宋朝的官员士大夫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称得上一个新的阶层。
恩荫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官员中有一人犯罪，则可以动用全家上下一起来打点关系。有些官员即使罪大恶极，也能靠裙带关系免于严惩，甚至不予追究。
里面有人待遇就是不一样
如掌管香药榷易院的王淮，犯下坐赃论当弃市的贪污罪行。结果却因为其兄长王沔是朝廷内任职的参知政事，帮着上下打点关系。最终让他仅仅被罚了个打100下屁股,降职为定远主簿的轻微处罚。
又如率领光化军的尚书永部员外郎--韩纲。因为虐待士卒引发兵变，只能弃城而逃。这种弥天大罪下，居然也因为当朝的权要之臣都和他的旧相识，而被免去了几乎所有的重罚。
当然，朝堂上还有些没有沾亲带故，权势也相对微弱的官员。但他们也一样可以能避过惩罚。对于这类小官，乃至某些朋党的政敌，分属于不同利益团体的士大夫们，都自发的进行保护。这不仅仅是基于怜悯，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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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宰相蔡确被贬后心有不甘，写了些谤讥之词，被知汉阳军吴处厚查获后上缴朝廷，导致举朝大哗。当时蔡确的死对头文彦博却并未借机痛打落水狗，仅仅要求将其贬官到岭南。即使如此，其他士大夫仍觉太过，万口同声的呼吁不要量刑太过。即便是那些平日里正义感爆棚的正人君子,也站出来努力营救。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对这类现象吐露过自己的心声：今天的不痛打落水狗，是为了以后自己能在落难时获得帮助。
范仲淹身居高位不会不懂士大夫官员内部的结构纽带
温情的潜规则
与士大夫文官相比宋代武将的日子一般不会很好过
在当时的宋朝士大夫看来，流血的政治只不过是幼稚的斗争方式，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平衡各方势力。所以必须有一套规则限制其烈度。不杀士大夫正是历代士大夫们用以限制斗争烈度的政治规则。
新党也好，旧党也罢，无论赢家是谁，都必须在这个规则内博弈。否则一旦皇权开了杀人的先例，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遭难的会是哪个。所以，宋朝的党争中通常不会对敌人下死手，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官场的内部规则。
也由于士大夫阶层的持续做大，朝中没有与之抗衡的势力存在，使得皇权在士人面前也不得不妥协退让。皇帝每次想诛杀大臣时,往往都在大臣的齐声反对中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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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因为陕西兵败，下令斩一漕官。当时的宰相蔡确不肯执行,并以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为由，向神宗施压。神宗不得不把惩罚改为面部刺字并发配到边境地区。即便如此法外开恩，还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一致抗议。
面对士大夫的抱团宋神宗也是无奈
到北宋后期，士大夫阶层甚至都懒得再找借口。只要大臣犯错，就会顶一句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士人。这也演变成了宋代朝堂上的潜规则。所以，宋朝不杀士大夫的现象,并非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的优待,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的不断斗争,从而为自己争得的一项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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