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的历史争议:是无为而治还是昏庸无能

  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而关于所谓的怠政的表现也存在巨大的质疑。种种迹象表明,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问题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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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万历以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个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

  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盖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参与编写《明史》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的立场出发,维护党派的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有失公允。

  “不朝”和“不见”的质疑

  关于万历帝不上朝的说法,不少人提出质疑。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现今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从《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帝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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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帝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絮叨,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万历帝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帝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帝的影响。

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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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帝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帝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而“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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