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明朝的“国法”自然是指《大明律》，家规是《皇明祖训》。对于明朝的凤子龙孙来说，他也许会对《大明律》嗤之以鼻，但看到《皇明祖训》恐怕会立刻吓得腿肚子发软。因为，家法的制订者是朱元璋。
《皇明祖训》始编于洪武二年(1369年)，完成于洪武六年，编纂时间长达四年。为了编订这部家法，朱元璋还特意面向全国举行海选考试，甚至派亲信大臣四处搜罗各地司法人才，优中选优，组成了主编团队。之后，朱元璋又对家法进行了两次修订，最后正式定名为《皇明祖训》，由刑部刊刻，分发给子孙人手一份，成为明朝皇室的行为准则。对于这些皇族(包括皇帝本人)来说，这部皇皇法典仿佛一张紧密的网，将其紧紧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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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的第一天起，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从纵横捭阖的政治风光到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从宅在家里到出门观光，皇室子孙样样都要遵守《皇明祖训》中的规定。
而违犯的后果极其严重：身为宗室，你犯的罪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如果你运气不好，活在皇帝打算整治皇室宗亲、加强集权的年头，《皇明祖训》更成了皇帝整治家属的最好工具。
明成祖朱棣在位的22年间便是宗室，尤其是亲王们获罪的高峰期。周王嫌自己家里的宫室太寒酸，找人翻修了一下，结果就被人告发：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他家的宫殿规模“越礼”了，属于“僭越”罪，吓得周王在朝堂上连连磕头。好在明成祖不想治他，只是削夺了他的三处护卫，并没有要他的脑袋。
明成祖的侄儿隐王因为生病而没有亲自接见朝廷使者，这触犯了《皇明祖训》里关于“礼仪”的规定，结果明成祖写诏书斥责，居然一下子就把隐王给吓死了。
明成祖的弟弟代王被人告了32条大罪，其罪名中连“吃饭花费超标”“出游的时候仪仗队多了几个人”都成了“谋反”的罪名，可这几条也恰恰是《皇明祖训》规定范围内的，不过吹毛求疵。结果代王不幸中招，被革除了官属和护卫。
这几位倒霉的宗室在明朝绝不是哪个年代的个例，相反贯穿始终，某些犯事的皇亲尤其是藩王，可以说是“躺着也中枪”。
当然，朱元璋穷尽一生智慧制订这样一部严苛的家法，绝不是为了让后人步步惊心，相反，他是为了明朝的繁荣昌盛。出身草根的他把皇室的腐化堕落当成前朝灭亡的一条重要教训，所以他煞费苦心要对子孙严格要求。然而，他制订出来的规矩还是被后人陆续破坏，直到明朝最终灭亡。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后世的皇帝不能设丞相，有奏请设立丞相的官员将被处以极刑。可明成祖在位的时候就发明了“内阁”这个新机构，成员的工作最初是当皇帝的秘书，可是后来权力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后期，还出了严嵩、张居正这类铁腕人物，他们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比丞相还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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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又在《皇明祖训》中严禁宦官干政，可后来明朝宦官的地位节节攀升，从中期到晚期，陆续出了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的权宦，权力喧嚣一时。
就连朱元璋规定的最为细致的“祭祀”一条，后世帝王的遵守程度也不高。明武宗之前，历代帝王还亲自参与祭祀，到明武宗的时候就不常去了。明世宗倒是去得勤快，但规模很大，铺张浪费的程度远超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到了张居正改革时期，年幼的明神宗好奇，打算亲自去祭祀，结果把持大权的张居正说：祭祀本身就是个形式，皇帝没必要亲自去，找个太监代表一下就行。要是朱元璋泉下有知，听到这番话，估计能从棺材里气活过来。
如此事与愿违，怕还是应了一句老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朱元璋更想不到的是，这些死规矩不但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很多时候还给后人挖了坑。
掉进坑里的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生前最疼爱的亲孙子朱允炆。朱元璋前脚刚驾崩，朱棣后脚就扯旗造了朱允炆的反。而在朱棣的造反檄文里就有拿《皇明祖训》说事的章节。比如之前朱允炆担忧藩王的威胁，厉行削藩，结果朱棣就在檄文里质问：《皇明祖训》里明文规定，后世子孙不能变更祖宗的法，你削我的藩，就是变更祖宗的法，我就有权来讨伐你!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因此爆发，朱允炆最终被朱棣给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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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坑，后世的皇帝虽然没有掉进去，诸多子孙却难以幸免。比如《皇明祖训》规定，皇室子孙都要由礼部来赐名，有了名字才能享受国家的供应，一生衣食无忧。到了明朝后期，腐败严重，礼部给皇室子孙取名字也是要明码标价的。可许多王爷早已穷困潦倒，哪有钱送礼?结果有些王爷直到七八十岁还没有官方名字，一生贫寒无助。更倒霉的是，朱元璋规定，皇室子孙不能出去工作。这下更惨，有些王爷既没有国家养，又不被允许自食其力，甚至被活活饿死在家里。这恐怕是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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