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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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王安石曾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的刑狱。他一上任就去“捅马蜂窝”。当时，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之，结果不慎踢死了朋友。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反驳说：“按照律法，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不接受意见，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决，大理寺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调走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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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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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带有偏见的《宋史王安石传》评价说，王安石“汲汲于财利、兵革”，使天下人几无“乐生之心”。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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