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就有重阳登高的习俗。但古人重阳都在哪里登高呢？
首选当然是登山。唐宋人喜欢重阳登山，有许多诗词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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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登过玄武山，写有《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王维有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的好友孟浩然登过襄阳的兰山，他在《秋登兰山寄张五》诗中说：“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此外，杜牧登齐山，南唐词人徐铉登落星山，苏轼登浮云岭，辛弃疾登带湖篆冈，戴复古登黄鹤山……连明清皇帝也爱重阳登高，明朝皇帝喜欢爬万岁山，就是北京的景山，也是崇祯吊死的那座小山；清朝皇帝最没出息，登的竟是御花园的假山。或许皇阿玛们只是把登高当过家家？
重阳登楼也是古人的最爱，一点也不逊于登山。亭台楼阁多建山上，建在平原的成了制高点，这样登楼就等同于登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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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江总写过一首《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算是为“重阳登楼诗”的开了先河。唐代长安有两座名亭，一是曲江亭，一是临渭亭，唐朝皇帝们多好文艺，把朝臣们聚在这两处做诗，《全唐诗》里有好多这样的“重阳应制诗”，著名诗人宋之问、武元衡、李沁、权德舆、韦安石、崔元翰等都曾参加过，就连唐高宗李治、唐肃宗李亨、唐德宗李适也在这“重阳诗会”里留下过篇章。
杜甫著名的七律《登高》，就写在重阳登白帝城高台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千载后读之，犹让人动容。“驴友诗人”李白曾登荆州落帽台，想起晋朝孟嘉在此落帽赋文之事，心潮澎湃，接连写出《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两首五绝。李白重阳还上过巴陵城(岳阳)，写下《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王勃登蜀中望乡台，白居易登巴台，独孤及登苏州南楼，苏轼登黄楼，陈师道、姚云文登戏马台。晚清时，北京重阳登高之地还有陶然亭、蓟门烟树和八大处。可以说，古人于登楼和登山，其实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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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登山和登楼，古人还喜欢去寺庙登高。古人笃信佛教和道教，古代寺庙多选址在名山大川，而且寺庙多有佛塔等建筑，便于登高。
唐朝诗人宋之问、樊忱、卢藏用、崔日用等人都写过重阳登慈恩寺浮图的应制诗。浮图即是佛塔。《东京梦华录》里说，北宋开封人重阳登高一般选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岗和独乐冈，其中仓王庙列首位。清初，北京重阳登高则多选阜成门外的五塔寺和法藏寺。登高之余顺便悟道礼佛，真是一举两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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