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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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的一个夏季，一道发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广泛质疑。任命的内容是：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用白话讲，相当于一个研究员出任陕州市长。至于为什么引起质疑，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说起。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常见，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当时的人在惊讶之余，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联翩。一打听，果不其然，原来小文同志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

　　谜底揭开，舆论哗然。门下省谏官苏辙、王觌在朝会上当面参劾一手操纵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说他“非次进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欲(巴)结文彦博”。由此可见，从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观察古代仕宦制度变迁，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讨。

　　汉朝察举腐败催生官员年轻化

　　从史书记载看，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概还不存在年龄问题，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罗，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赵国有功，官拜上卿。而据《战国策》介绍，此上卿亦非凭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属下的一个正规官员，任少庶子，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汉书》卷七十六共收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加工作了，因此可知，当时出任公职，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的腐败。所谓察举，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的选官制度。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称入仕正途，好比后世进士登第。谁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举大权的特权阶层玩起了垄断仕途的潜规则：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等到被举者也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后，再荐举当初举我者的子弟……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倏上书反映这个问题：“现在郡国举孝廉，都举那些能够有所回报的年轻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学问的年长者，大多数都无人问津。”说明在这个宗师自主选才、门生循环相报的过程中，孝廉的整体年轻化趋向也愈加明显起来。

　　但是这种年轻化不仅仅使察举丧失了选贤纳士的本义，对改善吏治也无益可言，所以到了汉顺帝时，有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期望中兴的顺帝采纳，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华如同颜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龄。这道诏令，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强仕”思想落实为法定制度，后人称作“阳嘉新制”。

　　两个月后，138个年龄在60岁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统一授予官职，成为“阳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与此同时，“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较认真地执行。实行新制的第一年，有个广陵荐举的孝廉徐淑来尚书台接受复审，负责审核的官员看他年貌远远不及四十，徐淑说：“诏书不是说，才华有如颜回、子奇就不拘年龄吗?所以本郡就选上我了。”经他这么一说，倒把这位官员给难住了。左雄听说了，就问徐淑：“当年颜回闻一知十，请问你闻一知几?”徐淑答不上来，当场就被退回了。

　　唐朝是怎么选拔后备干部的

　　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以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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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科举一途看，那些蟾宫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贞、陆贽、杨嗣复、郑畋都是18岁及第。但这些都是凤毛麟角，多少年才出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在20岁至25岁这个时段题名金榜的，就可以称少年得志了。而享有这种荣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为多。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第四名进士时，虽然已经29岁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却还是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

　　这样看，走科举一途者，20多岁即获“出身”是令人羡慕的，30岁左右“始可出身”则是通常情况。所谓“出身”，就是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得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26岁;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35岁。如果在此期间发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丧事，还必须在家守丧，于是从及第到始任官职的间距还要拉长。因此可知，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即当上正式的国家干部，才是寻常现象。

　　唐代科举中，尚有专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这是汉魏时期就有的传统，就是12岁以下、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儿后备干部”。前文说到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还有，《三国志》卷十五记：司马朗12岁试童子郎，监试官见他“身体壮大”，怀疑他实际年龄早已超标，于是严加盘问。司马朗气愤地说：“我这么大块头是天生的，我虽然稚弱，却没有羡慕高官的风气，折损自己的年龄以求早成，这不是我的志向!”儿童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何况那时还没有骨龄检测这种技术手段，监试官什么的则完全可以收买。

　　唐朝举童子的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丘为例：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猫腻在所难免。所以到唐德宗时，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

　　再好的制度都比不上一个好爸爸

　　所谓荫叙，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但是从办理荫叙手续到正式得到任官资格，都要经过规定途径和时间的历练。不过拿科举与荫叙作比较，虽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荫叙是有“爸爸加制度”作保障的，科举却是千军万马一条道的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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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为例，举有道科及第，50岁才当上了副县级的县尉。还有《秦妇吟》的作者韦庄，直到59岁才进士及第，官拜校书郎。孙国栋先生曾依据大量文献资料作综合研究，发现一个唐代官员从入仕到升为从五品郎中，跻身高官行列，平均历时约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个六品之家，哪怕是20岁补斋郎，30岁得出身，40岁授官职，官场上厮混“得法”，混到59岁，说不准也混到一个从五品高干了。对比韦庄59岁刚站在起跑线上，真让人羡慕通五经不如有个好父亲啊。

　　更令人感叹的是占尽便宜的荫叙，其种种关于年龄的限制也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义府，外表上一团和气，内心里阴险狠毒，人们背地里叫他“人猫”。史传上说他们家连襁褓中的娃娃也荫补了官职。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个儿子，3个早夭，存活的12个人人当官。第10个儿子李听，在7岁的时候“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别人也就是挂个名，他则“常入公署”。太常寺小吏当他是个娃娃，“不为致敬”，孰料小李大怒，竟“(命)令鞭之见血”。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给皇帝上疏说：臣有个儿子裴让，“是资荫授官”，现任京兆府参军。其实“年甚幼小，官无职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离开岗位也没妨碍，恳请天恩，让这小子随我赴任吧。

　　官员为何在年龄上做“假账”

　　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为什么呢?宋朝洪迈说有两个原因：其一，一旦科场及第，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们，多在办理应试手续时先将年龄减去;其二，宋太祖时期留下来的制度，凡应试规定次数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内的举人，可以别作一甲奏名，从宽赐给出身，并授官职，通称“特奏名”或“恩科”。要满足这些条件很困难，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场，总算在应试次数上达标了，但年龄已过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于是从一开始就减年，最后抢在档案年龄还未到60时，讨一个“恩科”出身。这些人因为资浅年高，仕途上已经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数都跟清正廉洁沾不上什么边，只求在退休前把钱袋塞满，就是苏轼、孔文仲所说的：“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此乃宋史上的“59岁现象”，因与年龄相关，顺便一说。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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