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是不会接受臣下随便挑唆的，但宋真宗就犯了君王的大忌，任臣下摆布，终酿大祸。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总有一些人为一己之私谗语伤人。
公元1004年，辽国大军在萧太后的率领下大举南侵，一直打到开封以北的澶州，宋廷震动，君臣上下惊惶失措。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战，认为若向南迁都，就会“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则天下不保，他主张宋真宗应该亲征，“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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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真宗勉强听了寇准的话，御驾亲征，登上澶州城楼，军民听到皇帝前来，“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真宗驻驾澶州南城，寇准自己到达北城最前线亲自指挥，不仅抵抗住了契丹进攻，而且射死其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大跌，萧太后表示愿意和谈。
虽然寇准不愿意，但宋真宗巴不得早点结束战争，最终北宋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北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代价，双方罢兵言。对于寇准在本次战役中的功劳，宋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战事结束后，他给寇准加官进爵，更加器重。
然而战前主张迁都的王钦若，战后被撤去参知政事的职务，担任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但是此人善于揣摩上意，皇上还是很欣赏他，第二年就有被又升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看到寇准受到皇帝如此器重，王钦若心理不平衡起来，他早就“与寇准不协”，现在更是深深嫉妒，不断寻找机会挑拨离间，谗言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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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早朝之后，寇准先行告退，真宗目送之。钦若见此，乘机进言说：“陛下尊敬寇准，是因为他有功于社稷吗？”真宗回答：“那是自然。”王钦若又问：“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您以万乘之贵而和敌人结下城下之盟，这是多么羞耻的事啊！可陛下您不以为耻，还说（寇）准有社稷功，这是为什么呢？”
宋真宗听了一时愕然，有些不痛快，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快把钱输完的时候，就会把所有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下注，这就是所谓的孤注。当时在澶州，寇准就是一个赌徒，而陛下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如果失败把您就赔进去了，这可是太危险了！”
这些话简直是强词夺理，当时寇准把皇帝安排在了南城，而自己却跑到了最前线的北城，如果危险，他自己才是最危险的。此外，如果不是寇准坚决抵抗，辽国势必会取得更大的胜利，那时如果和谈，就不是30万能解决的了。再说当时寇准是不主张和谈的，只因皇上和主和派大臣坚持才不得不同意，现在倒把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看来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在单位上辛苦干活的反而犯错的危险最大，受到指责的可能性也最大；而那些整天不干事的人，却总是对别人冷嘲热讽，甚至造谣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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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真宗却把这些话听进了心里，他本来就因为寇准太刚直专断而对他有些意见，经王钦若这样一挑拨，更是对寇准产生了疑虑。到了第二年，真宗就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离开了中央。而宋真宗为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开始在王钦若的帮助策划下，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制造自己“君权神授”的形象，搞得劳民伤财，乌烟瘴气。
但公道自在人心，谁对谁错，谁忠谁奸，后人总会有一个客观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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